University)的考古学家约翰·麦卡锡(John

故事角色第5章·角色与意象原型122家庭与工作之间的分裂124打造主要角色128意象原型的性质132第6章·能动性与共融性角色143能动性角色144共融性角色162第三部分

西村京太郎创作生涯高分代表作一起冤案，真凶如何瞒天过海七个证人，谁来击碎逻辑闭环《七个证人》西村京太郎

他们的人生，他们的记忆，见证台湾百年铁道的发展沿革。郑万经，曾炎灿，郭约义，简清期，陈清标，邹锦松，王景标——口述“国家”铁道博物馆筹备处——策划“国家”铁道博物馆筹备处——出版发行页数：252ISBN:9786267463383本书简介站台上，多数人仅是铁道的过客，但有另一群人，却是一生与之紧密相连。这些人，有接受日治时期专业训练，驾驶、维修蒸汽火车，改造客车，见证台湾铁路百年现代史的专家；也有见过大风大浪、致力服务旅客的大站站长们；还有创新铁道餐饮，推出令人垂涎三尺、堪称怀旧经典的“台铁便当”的餐旅总经理；以及随国民政府来台、特殊罕见的“铁道兵团”。

978-7-226-06034-6

将“口述历史”设为置顶星标让书香与您常伴知识能否畅通无阻地跨越国境？知识的跨国流动何以可能？知识如何穿越以国家主权名义管控的种种复杂机制？知识事关重大，管理知识的流动与保护各种地方和国家利益息息相关。

原来，她的故事容不进一点杂质，理论就像一粒尘土，让雅崩的思绪因此中断。我急忙告诉雅崩，放下理论，就用自己的语言尽情叙说。这让我意识到，理论对于故事的侵入性，原来这么深，理论的进入可能改变叙事的基调。

“每个人的故事都很重要”，提供培训，建议和在线资源。3、开始前做些调查尽可能多地了解受访者事先经历的时间和地点。负责加拿大癌症协会讲故事项目负责人乔治娅•亨尼斯•杰克逊（Georgia

张总领事和丁议员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贺词，高度赞扬美国中医公会的创举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将有力促进中美文化交流，宣传中国文化，讲好中国故事，让中医针灸造福广大的民衆病患。加州前州长杰利.

来自“巴别塔BOOKS”微信公众号缓解学术焦虑指南《如何走好你的学术之路》学术压力之下，你是否时常陷入学术焦虑之中？在知名期刊论文发表困难重重？在开展科研的进程中，内驱力严重不足？无法很好地平衡教学与科研工作？这本书将很好地帮助你远离学术焦虑，赋予你学术能量！《如何走好你的学术之路：资深学者的100个建议》是一本开创性学术指南，由领学东方与北京日报出版社合作出版，主要讨论了如何增强学术研究者的研究潜能，产出更高的学术成就。英国谢菲尔德大学管理经济学讲席教授唐·J.

名：蛋先生的学术生存作

守正是尊重规律，恪守正道；创新是与时俱进，勇于开拓。章先生认为教育改革千头万绪，不容易改，也不能乱改，应该有步骤，朝着这样的方向努力：一是回归大学之道，二是回归教育本性。

佛光山自1967年开山迄今已经迈入57年，佛光教团在开山祖师星云大师带领下，已经走出汉传佛教五大洲的历史新高度，不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上，都建构出一套堪为当代佛教发展引为范式的思想体系与实践模式。为此，佛光山人间佛教研究院特别策划“佛光山开山长老口述历史系列”，于开山祖师星云大师圆寂周年陆续推出《心定和尚访谈录：行佛——以师心为己心》、《萧碧霞师姑访谈录：跨世纪的追随——我生命里的良师》；2024年8月再度隆重推出《慈惠法师访谈录：星光云水—随侍大师七十年》、《慈容法师访谈录：有容乃大——走进佛光走向世界》。透过开山长老的口述侧记，更能深度认识一代大师的人间行仪与思想。《慈惠法师访谈录：星光云水—随侍大师七十年》正式出版发行《慈容法师访谈录：有容乃大——走进佛光走向世界》，是首部完整记录佛光教团开山第一代长老慈容法师的个人传记。本书在撰写上虽采口述历史的记录笔法，但为完整传主生命的丰富历程，特别左证诸多文献史料以更好地呈显口述的历史意义，同时，透过慈容法师见证台湾佛教百年来走过的低谷与荣景。国际佛光会2014年世界会员代表大会在佛陀纪念馆举行全书共计七章，著录18万字、收录精华照片400余张、纵向时间记录超过80年岁月、横向足迹遍及五大洲。从时空背景、地理跨度、弘法版图而言，于历史上的比丘尼传记中，书写格局实属前所未有的超越性记载。本书各篇章分别为《身家背景》、《求法之路》、《创意弘法》、《全台行脚》、《迈向国际》到《开创新局》等六章，皆是慈容法师个人的生命书写。从中看见慈容法师如何从传统保守的家庭观念中，突破守旧的舆论压力，勇敢走向自我独立的道路，而且是一条超越小儿小女的修行之路。正如她所说：“我自小就不愿跟着一般女孩一样过日子，总觉得人生可以有自己的选择，也应当活得更有意义才是。”1992.05.16，国际佛光会世界总会成立暨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在西来寺举行，星云大师与慈容法师向大众展示佛光会旗帜。（星云大师左边为心定和尚）尤其，书中关于《寺院弘法》、《国际佛光会的创立》到《佛指舍利的迎请》篇章，都是本书最为亮眼的内容，更是传主生命的精华所在。正如星云大师对慈容法师的评语：“慈容法师可以说是佛教大型弘法的先锋。他特别善于把传统的讲经大会与现代的音乐、艺术、舞蹈结合，让社会大众一改过往沉闷枯燥的观念，欢喜参与并心生向往。”这是慈容法师对当代台湾佛教发展的重要贡献。第七章为佛光教团弟子对传主的我见我思，篇篇皆是道情法爱真性之作。佛光山住持心保和尚，赞叹慈容法师的慈悲、精进，数十年如一日，“到现在，近九十岁的他，每天依然到传灯楼办公，没有一天放假，令人敬佩”。国际佛光会美东地区副秘书长永固法师，形容慈容法师既有舞台上面对千人的统御力，又有人我间微小处的细心关怀。“以慈与乐，以悲拔苦，有容乃大，有德则昌”，这是1981年大师为在普门寺为慈容法师做的题字，也是慈容法师一生待人处事的最佳写照。如今身兼大陆地区、日韩教区、纽澳教区、美洲教区首座的慈容法师在访谈中曾说：“我从不认为自己有什么烦恼、困难，事情来了，我只有想‘如何把事情做好’、‘做就对了’。”慈爱幼儿园小朋友参加全县儿童骑脚踏车比赛得冠、亚、季军。(左四吴慈蓉、左三郑慈嘉、右四吴宝琴)《慈容法师访谈录》是一位弘法利生70载岁月的比丘尼的生命书写，也是当代人间佛教行者最具体的学习典范。出版的意义不仅是为佛光教团留下长老的功德行仪，更希冀为21世纪人间佛教的发展脉络留下历史的轨迹，作为来者之参考。是为本书出版之寄望。大师于南屏别院为信众开示，慈惠法师随侍翻译书中内容包括早期在雷音寺为大师台语翻译、前往日本留学、人间佛教的僧伽教育、社会教育的发展历程，以及佛光山建寺与兴学的规划、佛光山文化的传播与成果。从中可见大师为佛教培养人才的用心良深，纪实台湾佛教七十余年发展的轨迹，更见证了台湾比丘尼对世界佛教的伟大贡献！其中佛门师徒的相互知心，彼此尊重，温润含光的慈爱，彰显人间佛教人情味的深义。大师指导佛陀纪念馆风雨走廊〈佛陀行化本事图〉浮雕工程。第一排左起：大师、慈惠法师、如常法师。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曾撰文提及慈惠法师为佛教缔造的功德有“八个第一”：第一位具有国、台、日语能力，七十年不倦不厌，精进喜悦地担任佛法翻译的比丘尼；第一位投身社会教育工作，从幼儿园园长、普门中学校长，到多所社会大学的建校承办人，是行政经验最丰富、最完整的比丘尼；第一位台湾留学海外、荣获硕士学位的比丘尼；第一位从事僧伽教育工作，历时最长久，创立海内外十六所佛教学院的比丘尼；第一位获选世界性佛教组织重要职务的比丘尼；第一位行脚世界讲经弘法的比丘尼；第一位佛光山都监院院长，领导数千人大众弘法修学的比丘尼，以及第一位得到台湾“和风奖”殊荣的比丘尼。大师应北京中国国家博物馆剧院之邀，以“幸福与安乐”为题讲演，右为翻译慈惠法师。在佛光山住持心保和尚的推荐序〈慈惠法师——人间佛教文教的耕耘者〉文中，也以四点形容佛光山长老慈惠法师：一、他是超越名利的长老；二、他是孝顺的长老：担任开山寮特助，每天一定准时到法堂跟大师请安，随侍在侧。第三、他是低调的长老：除了和师父一起出现的场合，长老常以幕僚身分淡泊自处，行事低调。第四、他是智慧的长老：办大学要和许多专业人士往来，他始终以“礼敬诸佛”的观念沟通协调，让各方因缘前来的人了解大师人间佛教的理念，共同推动教育事业。负责佛光大学工程的钰通营造团队，向大师、慈惠法师（右一）说明施工情形与进度《慈惠法师访谈录：星光云水──随侍大师七十年》，记录着慈惠法师一路跟随大师弘扬人间佛教、推展佛教事业的点滴历程，他的坚持与付出，体现了他对人间佛教的深切信仰与佛教事业的无私奉献。慈惠法师自序言：“希望大家也能够透过这本书，去体会师父人间佛教的殊胜法益，然后像我一样，生命能够获得一个自在安身之处。”文章来源｜佛光山人间佛教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口述史研修班介绍中国人民大学口述史研修班汇聚口述史领域的知名专家学者，围绕口述史的理论、方法、技术与应用展开深入探讨。通过理论与实践的交流碰撞，研修班为口述史的创新发展提供了广阔平台，促进了口述史在不同领域的拓展应用、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展现了口述史在新时代的发展潜力与应用前景。同时，研修班将帮助学员深入认识与理解口述史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提升口述史研究和应用能力。中国人民大学口述史研修班（第一期）（7月26-28日）和第二期（8月16-18日）开班后，受到了大家的广泛关注，在学员当中反响也相当不错。在各咨询群中，很多朋友希望能够开设线上课程，经初步考虑，拟于2024年12月和2025年1月举办中国人民大学口述史研修班第三期（线上），将安排10讲，每周安排两次（周六和周日），每次时长大约2小时。完成全部课程学习并考核合格者，由中国人民大学颁发《中国人民大学口述史研修班结业证书（第三期，线上）》，证书统一编号，可登陆中国人民大学终身学习服务平台查询。扫码加入微信交流群，了解最新口述史资讯：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史学集刊》2024年第2期，第107-118页。20世纪60年代中期，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发起了一场史学革新运动——历史工作坊运动(History

Tomlinson），耶鲁大学教授，《文化与人类进化历程》作者◎这是一本重要的书，它有力地促进了我们对知识如何在社会中运作的理解，同时直接涉及紧迫的当代问题。——杰弗里•康托尔（Geoffrey

Israelites.[4]Assmann

·序针对男人的阴谋色情的力量性权利尾声：欲望的政治教与学的伦理性、监狱主义与资本主义

105《茶经》付梓及陆羽的晚年生活/107《茶经》的内容与结构/108《茶经》引发的茶文化浪潮/

作为结构变化的理论变化：对斯尼德形式主义的评论第八章科学中的隐喻第九章合理性与理论选择第十章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第十一章后记第三部分与托马斯·库恩的讨论托马斯·库恩的作品

理学博士学位，同时也是一名学习方面的专家，以擅长有效地帮助阿斯伯格综合征儿童以及学习障碍儿童而闻名。在15年的职业生涯中，她在纽约辅导了数千名学生。目录

伟大的情感对峙：越容易产生厌恶感的人越保守？第

Republic）梅西这本具有揭示性的、细致入微的传记，取材于对福柯朋友和同事的采访，以及与其前情人丹尼尔•德费尔的合作，在福柯的政治活动和旅行的背景下，追溯了他不断演变的思想。——《出版人周刊》（

文章来源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主办、杨凤城主编、董佳、耿化敏执行主编：《中共历史与理论研究》第10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年版。作者简介田克勤，1945年生，著名党史学家，东北师范大学荣誉教授。现任东北师范大学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心主任，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重点教材《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编写组首席专家，兼任吉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省中国共产党历史与理论研究会会长。长期从事中共党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及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教育教学和科学研究，主持完成国家和教育部社科基金重大、重点及一般项目10余项，出版著作20余部，发表论文300余篇，有20余项成果获国家或省部级奖励。曾获首届国家级教学名师、全国优秀博士论文指导教师等荣誉称号。现正主持2018年度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研究。刘洪森，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副教授。耿化敏，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党建学院教授、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研究员。项目来源本文为中国人民大学科研基金项目“中共党史党建学知识体系建构研究”的成果。2015年1月9日，耿化敏、刘洪森在吉林省长春市东北师范大学完成田克勤教授学科口述历史影像的录制。本文经采访者整理后，于2019年12月13日由田克勤教授审定，现予以刊发。一、党史研究的经历与道路我1945年12月26日出生于吉林省九台县（今长春市九台区）。1970年上大学时，我就对中共党史有比较深刻的印象。1972年大学毕业后，我留校在东北师范大学从事中共党史教学研究工作，先后任政治辅导员、年级主任、教研室副主任、教师党支部书记、校党委办公室主任、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主任，以及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等职务，至今已有40多年。东北师范大学的中共党史专业在国内有比较强的实力和影响。经历过“文革”初期的动乱，1970年8月东北师范大学开始恢复招生。与国内其他院校主要从工人、农民、专业兵中选拔有所不同，这个试办班的学员还有200名中小学教师。1966年7月我从九台师范学校毕业后，一直从事基础教育，入学前已经工作4年。到东北师大在职学习后，我们首先学习的课程就是中共党史。当时给我们上课的有郑德荣、黄景芳、孙友葵、刘景富等老师。入学不久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召开，陈伯达事件出来后，全党学哲学、学党史。开学后没多长时间，我们就到永吉县双河镇公社大河川大队农村开门办学，郑德荣教授给我们讲社会主义时期的党史。当时还不是讲党的全部历史，主要讲路线斗争史。在学习过程中，我们对当地的历史进行了一些社会调查，今天来看还是有意义的。当时政治系招收了3个班，总计100名学生。为了编写大河川的两条路线斗争史，每班抽出3名学生，共9人，我是其中之一。编书需要一个统稿人，老师谁也不做，同学就推荐了我。书稿是供学生使用的，有10余万字。可惜我现在手头没有这本书了。这是我最早接触党史。如果再往前追溯的话，我对党史的了解可能就是“文化大革命”。“文革”初期，我有一段特殊的经历，就是1966年12月中旬至1967年1月中旬，我曾组织当时尚未毕业分配的九台师范12名同学，响应毛主席号召进行徒步串联，去吉林省通化地区。当时是从九台出发，途经永吉、磐石、桦甸、辉南、靖宇、抚松、浑江到通化，走了1000多里地。我们走了几个县，做什么呢？就是沿途采访抗联老战士。这些人中有抗联少年营的营长。现在50多年过去了，这些老战士们早已去世。使我感到最遗憾的是1980年我到北京进修时，家里人不知道这个挺厚的采访记录是什么东西，弄丢了。这段历史可以说是我从事中共党史研究之前对党史的片断接触和了解。在大学学习期间，说实话我并不太喜欢党史。我从小就喜欢文史哲，喜欢看一些描述历史人物故事和传记的书。从1970年8月中旬上大学到1972年10月底大学毕业，这期间比较喜欢读哲学方面的书。当时正是“文革”中批“左”的时候，先批陈伯达，后批林彪，这个阶段业务学习比较注重理论方面。大学毕业时能留校工作，可以说是学校看中了我原有的文化基础。留在政治系后，郑德荣老师坚持让我从事党史教学，他在系里的影响力是其他教研室老师无法企及的，就这样我留在了党史教研室。我的工作其实还有其他几种选择：一是我家乡九台县革委会的政治部教育组，叫我回去到教育局或宣传部工作，因为我当时工资关系还在原地；一个是吉林日报社及长春日报社因为发稿子对我多少了解一点，也想要我。最后，还是留在了学校。我留在党史教研室后，一开始没有从事教学，而是跟着几个老师编一套党史资料。其中有十几本，我负责两本，给当时一些来进修的党史教师使用。1973级学生入学后，系里安排我担任了政治辅导员，兼任一点教学任务，主要是为1973级学生讲点党史课。那时的党史课没有教材，可参考的资料也不多，老师们实际上都在讲专题。我讲的第一个专题是农村社会主义合作化，然后是1950年代思想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后来又讲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那时教师还比较少，又要经常出去开门办学，加上老教师心有疑虑，一般来说不怎么愿意多讲。在这种情况下，年轻教师顶上来，分担一些教学任务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规避一点风险，省得一个老师讲太多，学生提意见。当时就是这么一种思路。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开始从事党史教学的时候虽然不是很正规，但是很多老师原来的业务基础还是比较好的。郑德荣教授“文革”之前就参加过东北局组织的东北三省中共党史讲义的编写。虽然没有出版，但是那本教材我是见过的。当然，我们也能看到胡华教授的《中国革命史讲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9年初版、1962年修订），不过总体上当时可供参考的资料不是太多。1977年学生毕业后不久，学校让我去当1976级年级主任（当时实行年级制，教师按年级划分），我不太愿意做，后来我说我还是回教研室教课吧。这样，1977年暑期后，我又回到了教研室，先后为1976级（“文革”中最后一批工农兵学员）、1977级（“文革”后招收的第一批本科生）讲授中共党史。当时学生少，班级也少。为了调动教师积极性，我们都是每个人分几个时期来讲。我给1976级从党的成立讲到抗战，给1977级讲的主要是土地革命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但那时候的课时要比现在多得多，比如说土地革命时期我讲了八九周，每周是6学时，那就相当于我们现在一门课的工作量。两个时期讲下来，十几周课应该说工作量还是很大的。党史课是上两个学期，党史课160课时，马克思主义哲学160课时，政治经济学160课时。这是因为东北师大比较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特别是政治系的课和公共政治课还不一样，这个阶段讲课应该说比较难，因为1977级都是考上来的，不是推荐上的大学，无论是学校的期待还是学生的要求都是很高的。“文革”当中毕业的学生能在讲台上讲课的，可以这样说一个学校也找不出几个。东北师大当时我们这个专业也就我自己一个人，因为我是老师认可的，跟别人不一样。即使这样，我记得讲课时，学生会利用课间休息提一些问题，有的比较友好，有的也不是太友好。比如，当时有个学生给我提问题说：“老师，你说井冈山卫生队里党代表是谁？”那时的压力还不只来自学生，还有长春市的甚至是省内外的许多高校的党史课教师。他们要开这门课，来东北师大取经。老师在上面讲，他们就在下面拼命地记。有时候，我的讲桌旁边甚至教室的门口都站满了人。那时大家都是真学，学习劲头是今天的大多数学生比不了的。1978年，我们这个专业招收了第一个研究生班，当时不叫硕士研究生，因为学校还没获得研究生学位点的授权。东北师大培养研究生班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60年代。大概是在高年级学生当中挑出一部分人，用一年时间专门进行党史课的学习，也包括哲学、科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习。这些人毕业之后大多留在学校担任教师。那个时候的研究生班，中国人民大学更好，名气也更大，我们东北师大有些老师就是在人民大学读的，比如李鸿文老师。在全国来说，东北师大招收党史研究生班算是比较早的。这同1952-1958年成仿吾在东北师大当了六年的校长兼党委书记有关，他非常重视党史和马列主义理论。当时东北师大的中共党史、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运史是直属学校党委的四大教研室，有很多知名教授。我应该在1978年考这个研究生班，但是没有考，主要是在中师阶段没学外语，我寻思考研究生怎么能外语不合格呢，遂放弃报考。这可能是我终生的遗憾。不过也没有办法，在我之前的许多老师也都没有学位，所以也就这样了。但是我一直跟着这个班听课，我们自己老师的课和我们外请老师的课我都听。中共党史专业比较重视资料建设和实地考察。1979年，我作为带队教师之一带着这个研究生班的学生从长春到北京，从北京到武汉，从武汉到重庆，从重庆到遵义，再到广州、湖南、江西、浙江，最后一直到上海，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访学。一边考察革命圣地，一边搜集资料。从1980年至1981年，我用了一年时间到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中共党史教研室进修，导师是向青教授。当时是郑德荣教授推荐的，因为他们在一起编写过教学大纲，相互之间比较熟悉。我到北大的前半年，中国人民大学办了一个中共党史教师进修班，那个班办得很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参加的人比较多，有一二百人。正式学员只有几十个，大多是像我这样旁听的人。上午一般是讲座，有时候讲座会延到下午。讲课的老师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中共中央党校、军事科学院等单位，包括胡华、彭明这些知名教授。因为我在北大是正式进修，不能同时在两个学校进修，所以我只好在人民大学旁听，全程听了几十个讲座。1981年回校后，我从下半年开始为政治系的政治教育专业1979级160余名学生比较系统地讲授党史。每次课都是半天，中间休息一次。这个课程一直持续讲授到1985年。在这期间，我还给马列部上过公共政治课，因为他们自己的教师不够。数学系的1977级、1979级，体育系、化学系的本科生，我都给他们上过党史课。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中后期，我还先后为政治系本科函授生、干部专修科等学生讲授中共党史、毛泽东思想、邓小平文选等课程。1982年，我晋升为讲师，独立上课就没问题了。在这之前，我上课要先给教研室的老先生们讲。有一次讲了不到20分钟，宋春教授就说：“行了，别讲了，去上课吧，没问题了。”1988年，我晋升副教授后，又给学校办的东北地区中共党史专业的助教进修班和中国革命史专业的助教进修班上课，还有中共党史专业的研究生班，不过这些班都是没有学位的。我给助教班和研究生班讲的是中国革命史专题研究，如国民党新军阀混战、国民政府的建立等。1990年，我正式招收硕士研究生。1990-1993年，我连续招收硕士研究生，招收几届之后，就晋升博士生导师了。我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的第五批博士生指导教师。好像全国党史专业1993年仅评上了两位，一位是人民大学党史系的老师，另一位就是我。这样，我从1994年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2006年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申报时，我是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二级学科的带头人进入这个梯队的。从2008年开始，我在中共党史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两个学科同时招生，那时学校是允许的。我从1996年停招硕士研究生，1999年开始又带了几届，后来又停招了。我在党史专业招收的硕士研究生是37人，全部毕业获得硕士学位。同时在党史专业还招了高师硕士20人，他们是单独考试有学位的。在党史专业招收的博士有40多人，已经毕业的有39人。其余的还有十几个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专业的研究生。1990年至今20多年来，我培养的硕士研究生共有57人，博士研究生有52人，已毕业并获得博士学位的43人。2014年还应邀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骨干人才培养计划”兼职招收博士研究生1人。二、党史研究的领域与心得关于党史研究的领域，我经历了从个别的、局部的问题研究到一个时期的研究，再到整体的历史研究的基本过程。我研究的重点起初在民主革命时期，主要集中在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这两个阶段，参加了郑德荣教授主持的国家教委“七五”教材项目《土地革命战争史》书稿的写作（出版时书名改为《国共政权十年对峙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随后，宋春教授研究国民党史，又请我做了这个阶段国民党史的研究工作。郑德荣教授和王维礼教授主编了一本《中国革命纪事》（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的书，我是三个副主编之一，承担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时期的写作任务。1989年，郑德荣教授主持中国电视师范学院卫星广播《中共党史教程》授课，我是主讲教师之一，讲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这三个时期的历史，由中国教育电视台播出。我早期对国共两党的关系比较感兴趣。1980年我在北大进修时，选择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作为研究的重点。后来发表的《试述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一文，就是我在北京读书时完成的自己比较满意的成果。为了写这篇文章，我把北大图书馆、北京图书馆能查到的资料看了个遍。全文大概有15000字，向青老师充分肯定了我的这一研究成果。论文后来发表在《党史研究》1982年第5期，这使当时还是助教的我着实高兴了一阵子。但是比较遗憾的是中间砍掉了一段，那段包括对西安事变原因的一些深层次分析，最后发出来的文章是8500字，现在看起来也不算少。当时给了68.5元的稿费，对我来说也是很大的鼓舞。随后，围绕国共关系和统一战线，我陆续发表了一系列文章。1992年，我在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专著《国共关系论纲》。这本书被称作一部“成功地解决了国共关系研究中的史论结合的问题”“独具特色地研究国共关系的论著”（《党史信息报》1993年5月16日，第3版）。该书出版后，学界关于此论题的活动一般都会邀请我，包括有一年还去了台湾进行学术交流。现在大家都知道我是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际上我在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培养方面还有一个方向就是国共两党和中国政治。2003年，我出版了《国共两党与中国政治》（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一书。后来我又把这个领域拓展到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发展、社会变革。当然，这也和我2000年申请到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共产党与20世纪中国社会的变革”有关。在国共关系研究领域，我侧重于国共关系的整体性、理论性的研究，进行历史与逻辑、历史与理论相结合的全方位、多视角的探讨。国共关系不是普通的政党关系，用一般的政党关系理论很难充分地说明。我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钥匙是从中国近现代社会最基本的阶级关系的分析入手，进而提出国共关系演变的原因在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基本原因，两党的根本政治路线的正确与错误则是其内在决定因素，1920年代以来国际关系变动的影响则是其重要因素。对于国共两党关系的特点，我认为它既不是一般情况下执政党与在野党的关系，也不同于国共两党与中国其他党派的关系，而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存在时间最长、情况最为复杂多变的一对特殊党派关系。它具有如下特点：一是两党关系的合作与对峙的基本形态演变的反复性；二是两党关系始终围绕军队和政权问题的主要内容的延续性；三是两党关系具体形式的多样性和不平衡性。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共产党提出“一国两制”方针。总结中国近现代史上国共关系演进的历史经验，对于发展两岸关系和推进祖国统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经验启示。田克勤：《国共两党与中国政治》，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我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几乎是和国共两党关系的研究同时进行的。因为1983年东北师范大学成立了毛泽东思想研究室（后改为研究所），郑德荣教授主抓，我是研究室的成员，还担任过副主任职务。当时全国高校开始开设“毛泽东思想概论”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含在这门课程之中，当时叫“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起初，我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主要是配合郑德荣老师的工作，与他合作写了一些文章，我自己也写了一些东西，但不是太多。1993年，为了纪念毛泽东100周年诞辰，郑德荣教授承担了甘肃人民出版社的主编《毛泽东思想论纲》的任务。这套书有上、中、下三卷，130多万字。郑德荣教授是主编，黄景芳教授和我为副主编。1990年代中期，吉林省统编“两课”教材，由“85方案”改为“98方案”。“85方案”开设的是中国革命史，毛泽东思想融合在中国革命史之中。到“98方案”时，毛泽东思想独立出来成为单独一门课。吉林省教委请我主编《毛泽东思想概论》教材，先是由吉林教育出版社出版，后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是我最早主编的一本统编教材。1998年后，我承担了教育部教学改革的一个重点项目——“高等师范教育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这个项目后来在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面向21世纪教材《邓小平理论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同时，他们又请我主编了面向21世纪教材的《毛泽东思想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高教版的《毛泽东思想概论》到现在应该说是用得比较不错，印了几十万册。《邓小平理论概论》后来改为《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2008年又改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随后又出了修订的第3版。为了配合教学，我开辟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这个方向的研究领域。在毛泽东思想研究方面，与一些研究者侧重于毛泽东思想发展史、毛泽东思想基本原理的研究有所不同，我比较注重对于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整体研究，发表了一些成果。比如，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体系，我提出它的基本框架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于中国近代基本国情和中国革命特点的分析，对于中国革命基本经验的总结，对于贯穿中国革命理论内容之中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提炼等四个部分组成。对于毛泽东方法论思想的体系，我认为它是由一般方法（指具有世界观意义的最基本的原则和方法）、特殊方法（指主要适用于某一特殊领域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具体方法（指实施一般方法和特殊方法的手段、措施等）三个基本层次构成，相互联系、由浅入深、相互渗透和相互作用，具有实践性、客观性、辩证性、丰富性、系统性、开放性和民族性等鲜明特征。田克勤主编：《毛泽东思想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在邓小平理论研究方面，我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集中从整体上入手，重点研究这一理论的全貌，主张从思想体系上进行整合研究。我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抓住理论的精髓，揭示历史的本质。我提出邓小平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理论的基础。由三个部分组成，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走自己的路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路线，构成邓小平理论思想方法论的实质和哲学基础；邓小平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基本理论问题的科学回答，揭示了邓小平理论的逻辑前提；邓小平关于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论述，则成为邓小平理论形成的现实依据。第二层次是理论主体，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及“三步走”战略所提供的理论框架。第三层次是各方面具体的政策方针。在研究邓小平理论本身的同时，我还提出应该注意两点：一是邓小平理论既是对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否定，又是对毛泽东思想科学原理的继承和重大发展，要正确理解两个科学理论体系的辩证关系，反对把两者割裂开来的错误做法；二是把邓小平理论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和前景联系在一起，在我所著的《邓小平理论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一书的前言中有这方面的说明。1997年，我出版《邓小平理论体系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一书，这是国内学界比较早的系统论述邓小平理论的一部著作。当时，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在全国还不是很多。出这本书和我工作的变动有关系。因为1994年东北师大决定成立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并决定由我出任中心主任，所以从那时起我就把重点从毛泽东思想转到了邓小平理论研究，并陆续出了一些成果。我也承担了国家教委、教育部以及国家社科基金的几个项目，都是围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领域的问题进行研究的。这样，我对原来的国共两党关系的研究、中共党史专题的研究逐渐减少了。但我在理论研究的同时，并没有放弃党史研究，还时常鼓励学生做一些党史研究的题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设立后，我因为前期的积累，也就水到渠成地转到这方面的研究。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仍是我研究的主要领域。我最近统计了一下，围绕党史研究、国共两党关系研究、毛泽东思想研究，我每个方面发表的文章都有几十篇，但是邓小平理论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的成果最多。现在，我还有一个在研的2010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这个项目已经进入研究后期，在国家级和学科重点刊物已发表20多篇论文，最终成果的著作也在进行当中。正是转向了邓小平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又没丢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遴选时，我代表吉林省申报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教材。全国申报的有近20个，是几门课程申报中最多的一门，但是人选的只有三家，一家是北京，一家是河北，一家是吉林。吉林是我牵头，河北是由我的博士生肖贵清牵头。另外，我的邓小平理论概论课程是精品课，我也是因为讲授邓小平理论概论被评为国家教学名师。但是我的党史研究始终没有放弃，我指导的两篇省级优秀博士论文和一篇全国优秀博士论文都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专业的论文，而是中共党史且都是中国政治方向的选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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