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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炮”生产最大化。当然，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一点，是由于武器生产更新换代很快，加上包括机械装备与能源、原材料在内的重工业体系有相互循环的产业特点（即开采更多的能源原材料需要更多的机械装备，

更直观地理解和掌握化学知识。书后附有全彩创意菜谱，读者也可以亲自动手，将所学的化学知识运用到烹饪实践中去，享受美食带来的无尽乐趣。【作者简介】拉斐尔·奥蒙（Raphaël

逃出“制度陷阱”——第四次产业革命中的观念革新与应对之法【改革开放40年】许成钢：为民企创造安全和稳定发展的环境经济学家谈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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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nna）根本没将这一要求放在心上，他与法王的顾问诺加雷的纪尧姆（Guillau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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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于五洲中之最大洲而为洲中之最大国者谁乎？我中华也。人口居全地球三分之一者谁乎？我中华也。四千余年之历史未尝一中断者谁乎？我中华也。……

Geddes）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政治学教授，曾任胡佛研究所(Hoover

2月就会去世，但是他的帝国继续维持了一个多世纪，直到欧洲历史上最具破坏性的战争摧毁了哈布斯堡王朝、罗曼诺夫王朝、霍亨索伦王朝、维特尔斯巴赫王朝和韦廷王朝。约瑟夫的法国妹夫路易十六在

我成为经济学人的演化之路布坎南｜契约主义、政治平等与民主实践詹姆斯·布坎南

点击封面查看👇《天才闪耀时：改变世界的20位科学巨匠》[意]

由外在名分走向自我天地，清议由评人论政转向人伦品鉴和形而上学的清谈。朱熹通过荀氏一门政治取向的变化形象地说明了转向的过程:“荀淑正言于梁氏用事之日,

Payne，1811-1893）所言，美国基督徒相信的是：“对任何男人或女人、年轻人或老年人、富人或穷人、博学或无学问、牧师或普通人来说，唯一安全的指南就是圣经，整部圣经，唯独圣经，没有别的。”

est)。就我过去和现在的生活看，人们认为这不失为一个很好的俏皮话(也即讽刺休谟的肥胖)。人们经常将这句话挂在嘴边。一位夫人在讲这个笑话时，说道：‘圣言成了亲爱’(Et

Payne，1811-1893）所言，美国基督徒相信的是：“对任何男人或女人、年轻人或老年人、富人或穷人、博学或无学问、牧师或普通人来说，唯一安全的指南就是圣经，整部圣经，唯独圣经，没有别的。”

适和效率之后。”伯恩斯认为，天意的保护从根本上并非取决于上帝的武断干预，而是通过“工具”来实现，特别是具备执行上帝旨意所需的“个体适应性”的人类工具来实现。他伟大的导师和自由教会的创始人，托马斯

晚清的国族想象----------------------------------混乱时代

但是，必须在它们的基础上尽己所能地行动。”葛德文认为，如果可以直接实现那些斯密通过社会激励间接实现的目标，社会设计的激励措施就是无价值和不必要的权宜之计：“如果

作者｜肖铁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比较文学系副教授。著有长篇小说、短篇小说和散文集若干，译作有卡佛《大教堂》和巫鸿《废墟的故事:

[该协定]所带来的好处远远超过条约第二十七款（或修订款）中所追求的那些目标。”阿礼国承认他之所以能取得这些成果，在不小程度上应归功于赫德的斡旋，他说：“我认为主要是由于他的积极干预才终于使得他们

（maktab），负责信息的发布、数据的收集、日常动员、伤员管理和全国抗议行动计划的制订，委员会内部人员间建立了紧密而强大的联系。在国家层面，出现了一些新的政治组织，如自由学生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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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注：苏门答腊岛最北端）误听洋人欲自利者诓言”，并帮助英人编造了一个荷兰政府帑项不足的谎言。亚齐苏丹的失败是由于他自己的优柔寡断和缺乏民心，而不是荷兰压迫专横的殖民政策。郭嵩焘的错误是由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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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培育卓越研究与创新点击封面查看👇----------------------------------混乱时代

中国世俗主义的历史起源及特点张静｜历史：地方权威的授权来源李猛｜从“士绅”到“地方精英”方维规｜论近代思想史上的“民族”“Nation”与“中国”中国历史是一个摇摆不定的历史

我心所安阎步克｜从王国到帝国：前大一统时代的政治形态演变----------------------------------混乱时代

rights)。这与有些人要求获得教育、健康医疗、住房、良好工作等等权利是不一样的。这类要求意味着其他人要被迫提供我所需要的东西。这些都不是宪法赋予的权利。宪法学者对“消极权利”(negative

是智利的经历，分析家和投资者会密切关注智利的各种动向，努力探求新的“拥有社会权利的民主国家”是否能够兑现极左翼政

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长聘教授，第十八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得主，主要从事经济史、制度经济学、国际华商等研究

Radbruch,1878-1949)就是此说的创始者。他在那篇於一九四六年所发表的「制定法的不法与超乎制定法的法」[95]一文中认为，由於德国法律人心中存有根深蒂固的「法律就是法律」(Gesetz

什么是自由？刘擎｜大革命与现代政治的正当性李猛｜鲁滨逊困境：从自然社会到现代道德世界的形成史蒂芬·平克｜启蒙运动的四大理念【访谈】奈保尔：很多人只是过着一种不完整的生活列奥·施特劳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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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末，几乎所有何伟的学生都是各自大家庭中第一个接受教育的成员。他们的父母都是自给自足的农民，在孩子们进入一个崭新的世界时，他们根本无法提供任何指点。到了

Valognes）。她在其父于1282年逝世前不久出生，一直活到1353年。罗丝至少从1307年开始就是沃尔夏姆庄园的主人，14世纪30年代，她与自己的第二任丈夫休·德萨克斯汉姆爵士（Sir

哈耶克｜自由状态：强制被减至最小可能之限度----------------------------------混乱时代

作者｜李若虹，浙江温州人，牛津大学人类学硕士、哈佛大学内亚和中国关系史博士，现任哈佛燕京学社副社长，曾任教于韦尔斯利学院和波士顿大学。著有《在牛津和哈佛求学》，译有《苦行孤旅——约瑟夫·F·洛克传》，并在《读书》《文汇学人》《二十一世纪》《中国藏学》《西北民族研究》和《藏学学刊》等刊物上发表多篇论文和随笔。如要描画二十世纪前期中西学者间的学术碰撞和交流，我们可以找出十至十五位学者来介绍。这些学者历来都非独善其身而闭门造车，从他们的学思历程中，我们不仅能了解那时的中国学界，更会知晓汉学领域中外学者密切交往和合作的一段重要的学术史。过去几年里，从研读原始资料开始，我陆陆续续写了十几篇随笔，讲述这些学者交往的逸闻和趣事，捕捉他们学术之旅的转弯处和交接点。这本集子并非专门书写这些学者的学术研究，而意在叙述他们学旅途中生动的际遇和穿插在汉学学术史中的个人经历，梳理他们的学研脉络，以勾勒二十世纪兴起的汉学在中国、欧美学界的路径。每一篇都缘起于我的求学经历、研读兴趣和工作所在的便利，面对广大的读者而写。因此，我尽量避开晦涩的学术用语和枯燥的证述，以学者的个人经历为主线，努力展现前辈人文学者对学问的孜孜求索和待人的诚挚温馨。《从中亚古道到新大陆：哈佛汉学史话》李若虹

Carr）在1961年出版的《何谓历史？》。卡尔在学术研究上，主要是以俄国史的研究为主。他曾经发表过与俄国有关的人物传记，在1950年到1978年间出版了十四册大部头的History

作者｜梁庚尧台湾历史学者，祖籍广东省新会县，生于广州，旋移居香港，1956年定居台北。国立台湾大学历史系学士（1970年）、硕士（1974年）、博士（1977年）毕业。自1977年起任教于国立台湾大学历史系，至2013年退休，现为该系名誉教授。研究领域以宋代史为中心，亦涉及唐宋社会经济史、宋元教育文化史及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史学史等。庆历三年（1043）的春天，宋夏战事稍为缓和，韩琦、范仲淹获得宋仁宗进一步的重用，被召回朝廷出任枢密副使，具有执政的地位。这时吕夷简已因为身体欠佳而罢相，由章得象、晏殊为同平章事，夏竦为枢密使，贾昌朝为参知政事，同时以欧阳修知谏院，一向支持范仲淹的蔡襄、余靖等人这时也担任谏官。夏竦不得人望，诏命才刚颁布就遭到谏官的攻击，宋仁宗不得已收回成命，改以杜衍为枢密使。这一项处置，使得当时的国子监直讲石介大为兴奋，于是作《庆历圣德诗》。石介是当时另一位著名教育家孙复的弟子，个性刚毅，喜辨是非，诗中说：“众贤之进，如茅斯拔；大奸之去，如距斯脱。”众贤指杜衍、范仲淹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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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汎森中研院史语所特聘研究员、中研院院士，主要研究兴趣是明清到近现代中国的思想史、文化史、学术史和史学史21世纪西方史学有一种倾向，好像研究的题目离思想愈远愈好。史学界对于物质史、器械史的爱好，便是其中一个例子。但是，人们仍然不能不承认，历史中许多重大的发展与思想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本文之所以以“观念的势力”为名，是想强调思想和观念塑造、改变现实的力量。往往在最初只是几个人物的想法，后来却成为燎原之势。譬如《明夷待访录》〈学校〉篇中一句“学宫以外，凡在城在野寺观庵堂，大者改为书院，经师领之，小者改为小学，蒙师领之，以分处诸生受业。”引发晚清康有为(1858-1927)

作者｜王汎森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特聘研究员、中研院院士，主要研究兴趣是明清到近现代中国的思想史、文化史、学术史和史学史古希腊的赫拉克利特有一句名言“性格即是命运”，这句话提醒我们，人的性格是历史中一个必须思考的因素。我常常用一个比喻来讲性格跟命运的关系，即“门决定房子到什么程度”或是“房子决定门到什么程度”。我们不可能为一个小房子盖一个极大的门，也不大可能为极大的房子盖一个极小的门，所以门跟房子是互相决定的，它们不可能是完全没有关系的，也不可能单方面决定对方。打麻将时，有的人拿到一手好牌可还是输了，有的人拿到一手不怎样的牌，凭着高超的技巧、凭着运气，或是凭借在牌局过程中与他人的互动，最后赢了。当然拿到一手一塌糊涂的牌，即使是牌中高手，获胜的机会也偏低。就像性格不可能完全决定命运，有些人有极好的禀赋，但他的人生还是失败了；而有些人天生禀赋不怎样，却在一些特殊的地方运用所长，他的人生结局还是好的。所以我对赫拉克利特的“性格即命运”并不完全反对，但也不完全同意，人的性格跟他的命运是互相决定的，后天要依靠先天，先天也要靠后天。“性格”这么独特的东西怎么能成为历史的题目？其实“性格”是个很重要的历史题目。每个时代都会有某种偏好的性格特质，这其实反映了时代的思想心态，而每个文明、每个国家、每个时代的标准都是不一样的，这就是一个历史的题目，也可以是比较史的问题。譬如中国史书中常常用来形容某人从小所显示的伟人气质是“弱不好弄”，在西方则可能认为从小不好动，是个贬义词。秦汉以前跟魏晋南北朝、宋代前后、民国跟清朝、五四运动前后等，偏好的人格特质都是不一样的。在这里我想以历史中的各种事例，说明人可以因“转”“量才适性”，超越自己天生性格的限制，而得到成就、事业与人生的智慧和勇气。肯尼斯·伯克说过：“一个故事先于一个人生。”这句话看来很玄妙，大意是说人生本来是茫茫无定的，而历史的范例可以赋予生命轨迹。许多人的人生，是从历史上某一个人物的轨迹中获得现实人生的暗示、指引，并赋予生命的结构。譬如苏东坡学白居易到了惟妙惟肖的地步，而清初的宋荦则自认为是苏东坡的后身，此后一生的生命轨迹、成就，也多与苏东坡相似。史书对一个时代的人物性格形成有很大的影响，司马迁了不起的原因之一是他把人物的性格都写活了。清朝有名的史学家章学诚就抱怨中国历史上的正史写人的时候，太为“格套”所拘束，所以他只写一般传记不写进去的东西，如此才可以把那个人的性格凸显出来。不信的话我们可以去把正史里面的列传拿出来看，虽然内容各有不同，但大致上有个“格套”，这样的人格理想必然会影响到读者后来的人格塑造。二十四史中除了《史记》有《货殖列传》以外，《汉书》以后便没有了，不只影响了后人对商业的看法，对中国传统的社会道德与人格塑造也都有影响。传统中国不认为商业是一个重要的阶层，可是西方世界从15、16世纪以后商业是社会的主体。可见文明深受史书写法的影响。西方有一部文学史的经典《摹仿论》，这本书是20世纪非常有名的一位文学史家在躲避战争时写成的。《摹仿论》说，西方人的性格有很长一段时间很受《圣经》里面的人物的影响。就像前面所说的，中国文化亦有很长一段时间，总是力求人的性格合于某些格套。故我们不要以为性格是个人的，其实它暗中受了几种“格套”的影响，历史书写里面认为怎样的是好人，怎样的是将来有前途的，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时代中的人们，提供了一些模型与典范，所以“性格”也可以是一个普遍的课题。由于《碑传集》常常汇集一个时代各种人物的传记，所以透过几种《碑传集》的比较，可以看出人的性格在每个时代的不同模式（pattern），而这些模式又反过来影响众人。譬如，在《民国人物碑传集》里，我注意到能被收入的人物性格与古代的模式不同，近现代的人物性格要有相当的能动性、要有斗的能力才能成为主角。这是一个大的变化，近代很多名人的个性在传统文化书写里是不入流的，可见一个时代的现实格局与人格型式之间的紧密互动性，而当这些成功的人格又成为一代典范时，对于年轻一辈的影响是非常重大的。历史提供许多典范性人物，让它的读者们学习。实际人物的模型其实比抽象的哲理更具感染力，更有转移人的力量，许多人从小到大心中便有那么两三个想模仿的人物，这是隐隐然自我塑造的过程。晚清以来的人物很多是以曾国藩为模型来清理、引导自己的生命，例如蒋介石，还有早年的毛泽东。除了曾国藩，他的部下胡林翼，也是清末民初许多人学习、模仿的对象。蒋介石大力提倡胡林翼编的《读史兵略》，毛泽东的个性与做事风格里面，也有一部分受胡林翼影响，他把胡林翼的字号“润之”移作自己的字号，他说胡林翼办事又大又精，又说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把太平天国收拾得何等漂亮，即可见其倾向。中国思想史里，对人的性格与自我是非常关注的，像魏晋玄学里面的“才性四本论”。《人物志》《世说新语》的很多内容都是讲性格的，譬如看一个人坐的姿态、醉的姿态，甚至是抢劫时的神态，就可以判断其性格，判断其未来成就。《人物志》把人的性格分成十八种，把人的才能跟性格两两相比，这种书在世界上并不多见，人类思想中很少把对人的“品藻”跟“风鉴”当作一个系统的哲学问题来思考。《人物志》里认为，能担大任的性格是“既在乎又不在乎，不在乎中又时常在乎”。人的性格要像白开水一样，因为像白开水一样的人才能调和各种不同的味道，才能调和各种不同才能的人，所以《人物志》里面认为最高的性格是“平淡”“中和”，“中和”兼有“平淡”和“聪明”，它就是像水一样，“真水无香”，真的水不能是香的，香的水不能煮饭、不能漱口。所以《人物志》里面认为最高的性格叫作“平淡”“中和”，唯“平淡”“中和”才能调和各种人物性格、各种团体并领导他们。宋明理学中“变化气质”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有很深的思想和哲学的意涵在里面。明代著名的思想家吕坤，自号“新吾”——“新的我”，意即希望丢掉旧的我来成就新的我。但吕坤在《自纂墓志铭》中说“恨旧染之予污也，自号新吾，顾浣濯弗力，竟是旧吾云”，大意是我虽然花了几十年的工夫想要变成“新吾”，可是到这时候我发现仍然是旧的我在讲话。可见变化气质虽是可能的，但是很难彻底变化。朱熹自己也有类似的话，因为这个造物本来就是“万殊”的。世界是万殊的，是不同的，不同当然会不完美，但也因为不同才有意思，才有创造力。我倾向人的性格里面分成很多层，就像法国当代年鉴学派大师布罗代尔提出历史有三个层次：事件、中时段、长时段。布罗代尔是认为长时段最有价值，而事件就像往天空投掷火把般，很快就恢复一片漆黑，所以事件是没有用的。我在考虑人的性格这个问题时，也想到布罗代尔的三层时间观。变化气质很难彻底做到，就像长时段，布罗代尔认为它包括气候、地理、物产，这些是千百年不变的。人的性格里面有一部分是不容易改变的，但是也有一部分，像局面、事件是可以变的。苹果虽然不能变成樱桃，但是可以将苹果培育成稀世珍品。尤其是十几、二十岁的时候，性格中比较表层的部分便比较容易改变，这是努力将自己塑造成一个想象中的理想人格的机会。但是正因许多天生的气质极难“变”，所以是“转”而不是“变”。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里提到“转”，他认为人的性格中有部分极难变但是可以“转”。只要用对地方、用对时机，人人都能有所成。我以为大致有两种不同的“转”：领导者必须对属下“量才适性”，将他们摆入合适的工作、合适的时机。自古以来，“官人”的用人便是一门很大的学问。有所谓“九品官人法”，负责“官人”也应了解“转”的道理，体察部属性格的特点，即使是有明显的缺陷，但只要用在最合于这个性格发挥的位置上，所谓“因才器使”，即有此意。另一种“转”是针对自己的。针对自己有两种不同的“转”，第一种“转”是前面所说的，转变自己性格中比较可能改变的层次，积极的“转”以改变性格中不好的部分，使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人。第二种“转”比较不一样，它是“量才适性”，透过自己的反思或是他人的帮助，了解自己性格的特点，寻找一个为公众的利益、为善良的立意全力献身的机会。这个时候的“转”似乎有三个步骤：第一是认清自己的“才性”特质，第二是认清时代的情况，第三是选择一个适合的工作，全力投入自己。清朝考证学大家阮元，是位了不得的经学家，同时也兼做大官，三十多岁就做巡抚，五十出头做总督，一路做到几乎没官可以做了，就被派到边区去做云贵总督，最后做体仁阁大学士。阮元编了几部大书，譬如《皇清经解》《经籍纂诂》等。当时浙江有诂经精舍，他让精舍里聪明的学生去写考证文章，资质平庸的学生则集合起来编了一部工具书《经籍纂诂》。两三百年来人们都还在用《经籍纂诂》，这是阮元给一群天资不高的学生设计的一件工作。如今《皇清经解》里那些聪明人写的文章都已经不大有人理会，而资质普通的人编的《经籍纂诂》则还在用。傅斯年在《石屏诗集》（十卷，宋戴复古撰）第五册末自跋说：“黄荛圃（学问）可笑一至于此，彼好人所不好之事而专，遂留后世名，然则聪明不如专一也。”傅斯年认为，黄丕烈并不聪明，而是秉其性格，专一于版本目录之学，亦可以有特别的成就。傅斯年有句名言：“进我史语所的人即便是天资普通的人，将来也可以青史留名。”为什么？史语所中天资不高的人编材料书，天资高像陈寅恪这样的人去写他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而两者都有各自的贡献。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记载了一些历史人物如何“转”他们不好的性格而成有益之事的故事。《明史》记载张煌言早年“喜呼卢”，“呼卢”是赌博，张煌言从年轻时代就是个赌徒，没办法还人家赌债的时候，把家里的田产通通卖掉，这样个性的人后来成为有名的抗清烈士，他等于把这个不要命的部分“转”为一个忠臣要做的事情，成为抗清的英雄。另一个赌徒是桓温，桓温北伐时，很多人就讲：“这事情能交给桓温吗？”有人就说你看他赌博“不必得则不为”，不会赢的事他绝对不干，所以他敢率军北伐就表示他一定有把握。桓温与张煌言，两人都是赌徒，但仔细看两人的性格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有不一样的成就，一个成了烈士，一个则是将军。歌德曾有句名言，能有大成就的人有两个特色：一个是好的头脑，一个是好的时势。光有好头脑不够，还要继承一宗时代资产，所谓“时势”就像一个人继承了一笔庞大的遗产，这资产可能是正的也可能是负的。朱熹说，他发现某一个禅宗寺院墙上挂的历代大师都真的像土匪（渠魁）。这其实可以理解，禅宗要人斩断一切，逢佛杀佛，逢祖杀祖，逢罗汉杀罗汉，逢父母杀父母，逢亲眷杀亲眷，始得解脱。土匪般胆大断然的个性，可能对这个修道过程是有所帮助的。明代名僧紫柏尊者的整个生命无不充满戏剧张力，而史传说他出家前饮酒恃气，自称“吾本杀猪屠狗之夫”。大约他是个混迹市井的无赖，偶然邂逅某一僧人，在虎丘寺听闻八十八佛名，隔天便剃度出家，从此一生不曾躺卧，直至圆寂。这一类的例子所在多有，也是“转”的一种表现。《天风阁学词日记》上说，宋元人笔记说文天祥的头顶上有“凶发数茎”，看相的人就说头顶上有凶发的人不得好死，可是文天祥的“不得好死”选对了时机和情况，便成了“留取丹心照汗青”，人们到今天还在歌颂他的精神。又如“司马光砸缸”，好像他很急智，但是他同时代的前辈邵雍（是位非常聪明的人，他写《皇极经世》用非常复杂的术数之学推测人类遥远的未来），认为司马光只不过是一个天分不高的老实人，但司马光充分发挥他天分不高的老实的性格，耐着性子慢慢地去编《资治通鉴》。《资治通鉴》全书涵盖1362年，三百万字。耗时十九年，司马光留下了一部传世经典。善用其短也可以成为人才。章学诚次子章华绂在道光大梁本《文史通义》序里面写到，其父是个天资普通的人，记忆力很差，所以没办法成为一个考据学家。清朝流行的是考据学，一个没办法成为考据学家的人，在当时是很难居于核心地位的。可是章学诚擅于思考，他就用自己的特质成就了一个了不起的史学家。现在回头去看，他与当时天资极高的考据学者戴震已经成了清代中期学术中并峙的双峰。历史上开国跟治国的往往是两批人，第一群与第二群人略有不同，第二群人往往做不了第一群的人，可是当第一群人坚持要做第二群人的时候，国家往往就大乱了。开国是破坏、是不能遵守常规，开国者每每是靠武力攻伐而得天下，所以他们主要对付的是敌人；而治国时要常规化，不能再总是把人民当成“敌人”来处理。从历史上看，还有一种“转”，是从整体社群出发讲的。在这里我要举日本思想史上重要的思想家荻生徂徕的话为例，进行讨论。他在《辨名》中有关“德”的一则话说：“德者，得也。谓人各有所得于道也，或得诸性，或得诸学，皆以性殊焉。性人人殊，故德亦人人殊焉。夫道大矣，自非圣人，安能身合于道之大乎。故先王立德之名，而使学者各以其性所近，据而守之、修而崇之。……盖人性之殊，譬诸草木，区以别焉。虽圣人之善教，亦不能强之，故各随其性所近养以成其德，德立而材成，然后官之。及其材之成也，虽圣人亦有不能及者。”荻生徂徕从来不曾提出“转”的观念，但我觉得从荻生的思想中可以发掘出另一种“转”的道理。荻生认为儒家圣人之学是“安天下”之学，一切学问是为了要“安天下”。他推崇孔子，但反对孟子等人专为“论辩”而不顾实际。圣人之道归于安民，所以荻生从社群的角度出发立论。从社群的角度立论，则一个健康的社群需要各色人等，而不是人人都成了一模一样的圣人，这也就是“德以性殊”。而从社群性来考虑这个问题，似乎有以下几个特征：一、“是皆以一德言之，不必兼众德也”，圣人岂不欲人人兼众德，但事实不可能；二、“故资治于君，资养于民，农工商贾皆相资为生，不能去其群独立于无人之乡者，惟人之性为然”。也就是说，从社群出发考量，不是要各色人等变成一模一样的圣人，而是就各色人等加以培养、加以“转”，使其成为在一个社群中能充分发挥其天赋特性的健全分子。另一方面，荻生反对宋儒“变化气质”之说，他认为“圣人不可学而至焉”“故知变化气质之说非矣”，性是可“移”的，不是可“变”的，这是一个关键性的论点。他强调人天生下来便“德之性殊”，只能“转”所不及之处，而不可能把个人彻底变成圣人。他发展一整套成德的工夫作为基础，这套基础事实上即他道德哲学中带有特色的部分。荻生徂徕在《辨名》《辨道》中反复强调人性各殊，米不可能变成麦，但他还是积极的。虽然不是人人可以变成圣人，但是各殊的人的“德”，仍有一个培养成长的过程，这也就是“德”与“至德”之不同，原先只是“德”，用礼乐、用仁智孝弟忠信等“养”之，便可以成为“至德”。故我设想荻生徂徕如果也讲“转”，是要讲在承认人人各殊的前提下，经过一个培养发展过程的“转”，经过这一“转”之后的“德”即是“得”也。前面提到过，史书中提供我们两种“转”的形式：第一种“转”是积极的“转”，是尽量变化气质，即使不能把稻子变成麦子，但是也可以设法把很贫瘠的麦子变成饱满的麦子，这是积极的方式。第二种“转”是比较消极的，把有特殊才性的人放在对的位置，也可能有大成（“量才适性”）。“性格”与“历史”是一道永恒的习题，作为一个阅读历史的人，我们应时时在历史中识认出各种“性格”及各种形式的“转”，并转而在我们身上汲取、验证这些历史，使它成为我们现实生活的一部分。—End—本文选编自《历史是扩充心量之学》，特别推荐阅读。该选文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内容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任何商业运营公众号如转载此篇，请务必向原出版机构申请许可！点击下列标题，延伸阅读：王汎森｜“烦闷”的本质是什么王汎森｜历史研究中“人的消失”王汎森

世纪的精英放眼国际，生活优渥（按照西方的标准）。中国是世界上贫富差距相当大的国家，本研究探讨的中国精英青年既是不平等加剧的原因，也是不平等加剧的产物。如此背景下，精英面临的风险更大，

作者｜宋念申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历史系教授，近期研究兴趣，包括区域及全球史视角下的中国近现代史、边疆与民族、东亚史、城市、历史地理等。利玛窦的沟通努力是双向的。他还摹写过中国地图——很可能是参考《广舆图》而制，并把它寄回欧洲。他在日记中夸耀说，地图的反响不错。“他们以为我是又一托勒密。”利玛窦写道，“假若寰宇压缩为中国一域，毫无疑问，可以称我为世界上最伟大的数学家兼自然哲学家。……他们认为我是一个学识无比渊博的异人……这真叫我忍俊不止。”不过实际情况是，他寄回的（或者是由罗明坚带回的）地图对欧洲主流的中国认知没有产生太大改变。前文提及，半个多世纪后，法国制图师尼古拉斯·桑逊才根据他的地图制作了一版新中国图。点击封面查看👇《制造亚洲：一部地图上的历史》宋念申

Saussy）认为，“如果说中国历史上有任何一段时期真正称得上是‘群众的时代’，那便只能是1900年以来的这段时间了，不断爆发的群众能量是这个时期的标点符号。”对于杰弗里·施纳普（Jeffrey

作者｜严飞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清华社会学评论》执行主编。求学于牛津大学、斯坦福大学，曾任职于香港城市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历史社会学、政治社会学、比较政治、都市文化与治理，曾获美国亚洲研究协会最佳研究生论文奖。综观社会学的发展，我们发现查尔斯·蒂利（Char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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