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看原文
其他

他们9岁就开始“游戏人生”

2017-09-08 法治周末

[S]ocirty |社会|


文/张舒

图/张舒 部分网络

编辑整理/李含 王硕

一个多月前,放暑假的汪翊为了可以“安心”打几天网络游戏,从家里偷偷拿走了3000元钱,曾在网吧呆了整整18天。


  “现在想起来我都觉得后怕!”李鑫眉头紧锁,用手背抹了抹眼角的泪水,“我没办法想象,如果没有找到他,后果会是什么样。”

这不是汪翊第一次因为打游戏离家出走,但却是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

根据中国音数协游戏工委、伽马数据、国际数据公司(IDC)共同编写的《2016年中国游戏产业报告》显示,去年我国网游用户数量达到5.66亿人,同比增长5.9%。

其中,青少年又是网络游戏的主要玩家。

而令人担忧的是,青少年首次接触网络游戏的年龄正呈日益低龄化的趋势。

汪翊正是其中之一。

暑假,他几乎把全部时间献给了网游

沉默,亢奋。

这两个矛盾的词汇同时叠加在汪翊的身上,显出几分诡异。

“前者是孩子在现实中,后者是在(网络)游戏里。”母亲李鑫解释道,“像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人。”

11岁的汪翊已经算是网络游戏的“老玩家”。

2015年年底,随着一款网络游戏被推到手机Android、IOS平台上正式公测,刚满9岁的汪翊便开始了自己的“游戏”人生。

“那时候他才上三年级,没想过他玩游戏会上瘾。”李鑫回忆道,“最开始我以为他只是像原来一样,玩一般的小游戏来打发时间。”

然而,时间一长,李鑫觉出了孩子的变化。

“去年开始,我逐渐发现他作业不写了,饭也不好好吃,随时捧着个手机,要么就是对着电脑,天天把自己锁在房间里玩游戏。”无奈中,李鑫没收了孩子的手机和电脑。

彼时,李鑫并未想到,内向的孩子会用“爆发式”的“反弹”——离家出走和她对抗。

那是汪翊第一次出走。

“和同学借了一百元钱,就跑到网吧躲着去了,躲了一晚上才被我们找到。”李鑫说。

自此,汪翊的“游戏”人生从公开转入地下。

“经常趁我们不注意偷着玩,去网吧、和同学借手机……”李鑫被儿子折磨得疲惫不堪。

而一次比一次严重的争吵、训斥也开始在这个家庭上演,却始终无济于事。

“现在他已经越来越有主意,每次骂他几句,他都能溜出家门,几天不回来。”李鑫说。“这个暑假,他几乎把全部时间都献给了网络游戏。”

“现在就是这样,孩子接触网络的年龄越来越小了,连两岁半的孩子,就有家长抱到我这来哭诉的……”华中师范大学特聘教授陶宏开感慨。

去年,陶宏开曾在山东省济南市举办一场关于戒除网络游戏的讲座。席间,一对年轻父母吸引了他的目光。

“怀里抱着个孩子,我一问,才两岁半,就来向我咨询网瘾的问题。”陶宏开回忆道,让这对小父母头疼的孩子,每天睁开眼睛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脑登陆游戏,“不开就哭,怎么哄都停不下来。家长拗不过,只能随他。”

无独有偶,在陶宏开的印象里,这已经不是第一个来向他求助的低龄孩子,“以前还有个4岁的孩子,爸妈领着来我家里,也来跟我咨询这个(戒除网游)”。

根据2016年8月发布的《中国青少年上网行为调查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年末,中国青少年网民规模达2.87亿,占中国青少年人口总数的85.3%。

其中,6岁至11岁网民占比从2014年的7.5%提升至11.5%。仅一年时间,增加了4个百分点。

网络时代的孩子已开始经历“网络童年”。

“我国小网民的网瘾化偏高,比例远高于发达国家。”广州市白云心理研究所所长沈家宏对此表示,这一代孩子热衷的课余生活已不再是传统的跳房子、砸口袋,而演变成在网络上“打怪兽”,“网瘾低龄化正为我们敲响警钟。”

游戏才能让他们觉得并非一无是处

“刚开始玩的时候,没多想,就是觉得好玩。”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的采访时,汪翊很是沉默,偶尔会无措地绞着手指。

回忆自己接触游戏的初衷,这个有着近3年“戏龄”的少年显出几分茫然。“大概是在游戏里,我不觉得自己是个‘差生’吧。”

在接触游戏之前,汪翊学习并不差,考试成绩在班上一直排在中上游。

然而,面对儿子的成绩,父母却并不认可。

“那时候觉得他可以做得更好,就总是骂他。”李鑫回忆道,“后来他渐渐长大了,也爱面子,可我还是不分场合地说他,让他有些不舒服吧。”

面对父母的责骂,汪翊变得越来越漠然,更对学习失去了信心与乐趣,“那时候就觉得自己一无是处”。

而这份缺失的信心,他在网络游戏里找了回来。“游戏很单纯,没人在乎我的学习成绩。只要我玩得好,别人就尊重我,这份尊重让我留恋。”

久而久之,汪翊觉得现实生活变得远不及虚拟世界美好。

一路打着网络游戏成长的陈铭(化名)对此感同身受。

对于19岁的陈铭而言,网络游戏曾经是他生活的全部。

“我可以7天7夜不睡觉,就是打游戏。”陈铭说,现在回想起来,“那7天怎么过的,在我脑海里就是一片空白。”

在母亲赵颖(化名)的记忆里,彼时的陈铭总是黑白颠倒着过,“把自己锁在屋里,我根本见不到他”。

为了能和儿子说上几句话,赵颖只能把想说的话写成小纸条贴在餐桌上。

“儿子,妈妈今天想和你一起吃顿晚饭。”诸如此类的小纸条赵颖一写就是几沓。

这场和网络游戏争夺儿子的拉锯战,她打了近8年。

而在游戏里找寻自我的日子里,陈铭内心也纠结不已,“我知道这是错的,可离开现实太久,没有了目标,我不知道应该怎样活着”。

在陶宏开看来,这是青少年沉迷网游很重要的心理因素。

“有些孩子在游戏里找到了自我实现的价值,有些孩子是对生活没有了期望,游戏可以填补他们无所事事的空虚,让他们还有点事做。”陶宏开直言,孩子的这份迷茫和家庭、学校的应试教育、社会的风气密不可分。“打网络游戏成瘾不是孩子的错,家长和社会才该骂。”

“现在的年轻父母,都不知道怎么带孩子。为了图省事,拿手机和电脑哄孩子。”谈及这群还没有长大的“低头族”,陶宏开有些愤怒,“家长根本不知道,他们的孩子早就是十足的‘电子娃娃’。”

陶宏开说,在电子产品的飞速扩张中,电子产品已经迅速成为许多父母看管孩子的替代性“保姆”。“在孩子网络游戏上瘾的过程中,家长负有不可推卸的教育管理责任。”

而网吧对未成年人的视而不见,同样让家长们十分担忧。

“每次去找我的孩子,就看到网吧里坐着的都是穿校服的学生,根本就没人管!”李鑫说,“孩子还没椅子高,就蹲在(椅子)上头玩,看着都揪心。”

对此,法治周末记者走访了几家学校附近的网吧发现,当时虽是暑假时间,可网吧里却坐了大半10岁左右的孩子,烟草味扑鼻而来。

“有身份证号就可以,谁管你成不成年。有些网吧甚至还会准备备用身份证。”陈铭解释道。

上网成瘾是谁的错

随着网瘾群体的逐年递增,一系列官方和非官方的“网瘾治疗中心”也如雨后春笋般应运而生。

心理干预、药物治疗、针灸、军事化训练、野外夏令营、洗脑训练甚至电击纷纷被作为“治疗手段”出现。

陶宏开也是其中之一。

早在13年前,他便已经关注到了这一群体。

2004年5月5日,《武汉晚报》于头版头条位置刊载文章《谁来救救我的女儿》,作者称女儿沉迷网络,不可自拔

随后,这一消息被大量转载,引发社会热议。“网瘾”一词,开始进入大众视野。

而在见报当天,在华中师范大学任教的陶宏开公开表示愿意尝试“帮助孩子解开心结。”

此后,他的“戒网”培训开始火爆起来。

如今,13年过去了。陶宏开已经把上课地点从最初的家里搬到了专属教室。

“但我每次下课后,带着孩子来家里咨询的家长依然熙来攘往。”陶宏开坦言,“没统计过具体数字,可这10年里头,仅仅来武汉找我的就有5000多个了。”

陈铭和母亲赵颖也曾是常客。

在陶宏开的观念里,孩子上网成瘾,归根结底是家庭教育的错。“所以我首要是教育家长,是他们让孩子出了问题。这和孩子本身是无关的。”

而这样的教育模式,很快得到了孩子们的认同。

“陶老师很尊重我,我愿意和他聊天,也愿意听他的话。”陈铭说,“他从不提我打游戏这事,每次来都是耐心地和我谈心。我现在好像逐渐找到了新的生活目标。”

陶宏开是赵颖试图帮孩子戒除网络游戏的最后一站。

此前,她尝试过的方法五花八门。

2015年,她曾把陈铭送到北京一家戒网机构学习,为期121天的课程,花费近10万元。

“当时看到广告,说得特别好,一狠心就把孩子送去了,抱的希望还挺大的。”赵颖回忆。

然而,事与愿违。

“那个机构没什么特殊方法,就是军事化管理,每天除了训练就是训练。不听话就打你,晾衣杆都能打折。”陈铭说,当时的他曾对戒网机构的生活痛恨万分,“特别害怕,也怨过父母把我送到这样的地方来,每天都在倒数着过日子。”

回家后的陈铭不仅没有戒除掉游戏,反而变本加厉。

趁着半夜父母睡觉之时,陈铭拿走母亲钱包里的钱,跑出家门,一走就是28天。

应对举措为何难见成效

今年7月,为防止未成年人过度沉溺网络游戏,腾讯曾推出“史上最严防沉迷系统”,希望以“限制未成年人登录时长、升级成长守护平台、强化实名认证”等措施,扼制部分玩家、特别是未成年人对手游王者荣耀的沉迷。

此举再度引发了人们对游戏以及未成人保护问题的关注。

其实,早在10年前,我国即已在全国推行网络游戏防沉迷系统。

根据2007年正式发布的《网络游戏防沉迷系统开发标准》(以下简称《标准》)要求,未成年人累计3小时以内的游戏时间为“健康游戏时间”,超过3小时后,玩家在游戏中的收益将受影响,以此迫使未成年人下线休息、学习。

《标准》实施10年后,2017年年初,《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送审稿)》(以下简称《条例》)也开始公开征求意见。

其中第二十三条提出,网络游戏服务提供者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标准,采取技术措施,禁止未成年人接触不适宜其接触的游戏或游戏功能,限制未成年人连续使用游戏的时间和单日累计使用游戏的时间,禁止未成年人在每日的0:00至8:00使用网络游戏服务。

然而,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条例》规定漏洞颇多,且没有具体可操作的细节。

“《条例》把制定网络游戏用户指引和警示说明的权力交给游戏经营单位,而没有专门的专业机构进行内容、功能评价和适用人群划分。”熊丙奇表示,游戏经营方为了扩大用户,“是不太愿意设置适用人群的限制的,适宜不适宜未成年人玩,就由经营方说了算。”

他认为,只有政府部门的分级监管、游戏出品方经营方的合法规范经营、监护人按分级制度履行监护指导责任,这是我国游戏市场既规范经营,又避免让未成年人陷入网瘾的必然选择。

“由监管部门对游戏进行专业的分级,确定游戏的适用人群,要求经营方严格按规定经营,这是避免游戏对未成年人产生严重负面影响的可行办法,也是国际经验。”熊丙奇表示,如此一来,游戏运营方就会根据分级规定,开发游戏,会按分级规定,经营游戏,而监管方也可依法审查游戏运营方是否按分级制度,提供游戏服务。

等待着政策落地的时间里,汪翊与母亲的争吵也不断升级。

矛盾爆发的那天是下午6点。

再一次因为网络游戏的事情与母亲大吵一架后,汪翊摔门而出,只剩下母亲伏在沙发上无力哭泣。

微信ID:fzzm01

微博:法治周末

长按可识别关注



推荐阅读

酷派正渡“生死劫”

蜗居“癌症旅馆”

监管风暴席卷ICO




点击下方阅读原文!







您可能也对以下帖子感兴趣

文章有问题?点此查看未经处理的缓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