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居“癌症旅馆”
[S]ocirty |社会|
文/张舒
图/张舒 部分网络
编辑整理/李含 王硕
导读
随着癌症患者人数的不断上涨，涌向大城市求医的外地患者也不断增加。他们中有许多人出于经济贫困、疗程漫长等原因，只能选择蜗居在医院周边的居民住宅或家庭旅馆内……而这些聚集着癌症患者的简易民居，被人们称为“癌症旅馆”。在这里，很难说，绝望和希望究竟谁能打败谁。
从医院回到旅馆时，已是晚上8点。张梅(化名)揉了揉酸痛的肩膀，开始搓洗女儿今天换下的衣裤。
今年5月底，女儿宁宁(化名)被确诊为淋巴瘤。“但老家的医疗水平不行，得了这样的病，还是得来北京看。”为了得到更好的治疗，张梅夫妻二人带着女儿宁宁，从江西赶来北京求医，住进了这间小旅馆里。
房间有些拥挤，如同迷你的格子间一般：一张床、一个电视柜、一台电视，已经把空间分割得满满当当。屋里没有空调，只有一架老式电扇被嵌在墙上，吱哟哟地转着。“条件是不太好，但这里离医院近，不足500米，收费便宜还有公共厨房。”张梅解释道。
住了三个月，隔壁“邻居”的来处，她已经了解得一清二楚。“有个漂亮的姑娘，得了乳腺癌，化疗化得头发直往下掉；还有青岛来的一个女老师，陪老公来看病，特爱干净，不去医院的时候经常收拾我们厨房。”
说话间，张梅麻利地把洗好的衣服搭在窗口支起的简易晾衣绳上。窗外，几座大同小异的老式民居楼门口，简易旅馆的灯牌照亮了黑黢黢的道路。
“来这些小旅馆住的，十有八九都是来看病的癌症患者和家属。”
据张梅介绍，这些旅馆里的房客大都和她一样，从全国各地赶来，但出于经济窘迫或疗程漫长等原因，他们只能选择蜗居在医院周边纵横交错的家庭旅馆内，少则住几个月、多则半年一年。
而这些聚集着癌症患者的简陋民居，也被人们称为“癌症旅馆”。
病患者和家属们每天往返于医院与旅馆之间，等待一张医院床位，或一份新的治疗方案。
日复一日，他们把这里当成“家”，也当成“战场”。
等待希望
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像王萍一样幸运。
凌乱的短发，满脸的倦意，刚刚起床的王萍(化名)拎着暖水杯走下楼梯，搬了把椅子坐在路边，和身旁择菜的旅馆老板娘邢湾(化名)不时聊上几句。
王萍就住在张梅楼下，比张梅晚来了一个月。
今年年初，刚过耳顺之年的王萍被医院确诊为子宫癌。手术过后，在丈夫的陪伴下，王萍决定来北京的医院进行化疗。
但由于医院床位紧张，除了最初化疗的三天，其余的时间里，王萍并不能住院治疗，“只能出来找地方住，再每天去医院打针”。不得已，王萍和丈夫找到了这家开在医院边上的旅馆，租住了一间单间，每天40元房费。
“这里头，左边住的，右边住的，不是等床位的，就是王萍这样‘走疗’的。”老板娘邢湾解释道。
根据国家卫生计生委研究统计和抽样测算显示，早在2013年，北京市内三级医院外来就诊患者便达到3036万人次，外来就医流动人口日均70万左右。
明晃晃的阳光铺满了街道，早点铺开始清洗客人早餐用过的碗筷。
这是这条小街一天中最闲散安静的时刻：病人们还没离开，新的住客还没找来。家属们有的闲聊，有的则开始拆洗被褥衣裳。
王萍也开始回到房间，整理随身包裹。半小时后，她和丈夫会再次踏上前往医院的小路。
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像王萍一样幸运。
在旅馆住了两周，林鹏(化名)依然没有接到医院的电话，但妻子谢琳(化名)的病却一天重过一天。
半个月前，他和妻子收拾好家当，带着所有积蓄，来到了北京。此行的目的，是希望能够看好谢琳的胃癌。
这是他第一次到北京，而第一站就是医院旁边的“癌症旅馆”。
住进旅馆当天下午，夫妻二人去见了主治医生。但彼时医院已经没有多余的病床，他们只能办理预约住院。
这意味着他们最少需要等待一周时间，多则要两个月。
妻子身体日趋衰弱，林鹏只能守在房间妻子床边，等待医院的电话。
他们没有什么事情可做，每天无非躺坐在房间的床上，或立靠在过道的出口。“等，也只有等了。”
疼痛难忍的时候，谢琳只能靠吃止疼片来止疼。苍白的脸上，看不到丝毫笑意。
“从前，她也是个挺爱笑的姑娘。”林鹏回忆道，谢琳生病前，两人还曾商量着用婚后7年两人攒下的积蓄开个小卖铺，做点小买卖，“但如今，这个计划已经变得太遥远了。”
在等待的日子里，谢琳害怕每个白天的到来。“天一亮，心里就发慌，觉得战斗又开始了。”
有时在床上躺得久了，谢琳也会和住在旅馆的病友、家属聊聊天，话题通常围绕病情、花销、医院，但从不谈及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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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长治疗
上午10点，王萍和丈夫准时从旅馆出发，到医院接受化疗。如果快，11点就能结束；人多的话，则要等到12点。
“治疗又长又痛苦。”这是王萍对自己化疗生活的总结。“未来还有6个疗程，每个疗程21天……熬吧。”
而宁宁已经习惯了疼痛。
这个6岁的小女孩，侧躺在病床的小褥子上，蜷着膝盖，后背紧绷，身上插满了长期治疗需要的预埋管。
为了安抚女儿，张梅探视时会举着平板电脑播放动画片。女儿偶尔瞟上两眼，大多时候，却双目紧闭，小声哭着。
病区的两扇铁门，大多数时候都紧闭着。
孩子在里面，戴着口罩，顶着小光头，身上插满管子。家长们在外面，送饭、守候、筹钱。
“好在旅馆虽然破旧，但有公共厨房，还能烧烧弄弄、补充营养，不像宾馆，房钱贵、吃什么都得外面买。”张梅解释道。
每天凌晨4点，她就会从床上爬起来，用旅馆公共厨房的煤气灶，给女儿熬粥或煲汤。
小火一煨就是几个小时，张梅经常会收到其他房客不善的眼神和抱怨。
“由于药物副作用，孩子免疫力几乎没有了。所以食物只能买新鲜的，再煮到烂熟。”张梅说。
紧邻着的另一个过道入口处，沈建(化名)也正在厨房里给妻子煮清水面条。半年前，他带着妻子住进了这家旅馆。
妻子得了黑色素癌，北京只有这家医院有相关科室。
第一次带妻子到北京看病，夫妻俩本是住在了医院东边一间正规旅馆内，每晚180元。
“是后来有病友建议住到这家家庭旅馆里的，标间一晚才50元。”在沈建看来，“有这个房(旅馆)，给需要长期看病的人解决不少问题，算是物美价廉的了。”
△旅馆三人间 张舒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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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生孤岛
与医院一街相隔，在沈建所住旅馆的周围，已经有了大大小小十几家相似旅馆的招牌贴在灰突突的老砖墙上。
“大的有二三十个房间，小的也有十来个，除了春节和炎热不宜手术的酷暑季节，平时几乎都是客满。”据老板娘邢湾介绍，有的病人在这里等候手术或其他治疗，有的则在几年间不断回来、住下，做复查，或是接受放疗和化疗，疗程结束，再回家去。
邢湾是旅馆的“二房东”，每个月要给房主交4万元的承包费。
她并不是这儿最早开旅馆做生意的人。
早在10年前，便有一群不愿拆迁的居民把这里的房子向外出租，“有一家人开起了旅馆，其他几家陆续也做起来了。”邢湾回忆道，“接着大家联合起来，制定了生意规则，井水不犯河水。”
“病人有需要，我也能糊口。”邢湾坦言，到小旅馆住宿的客人甚至不需要登记身份证，直接交钱就能选择40元至120元价位不等、大小不同的房间。“小间40元一天，双人间70元至80元一天，三人间80元至90元一天，四人间100元至120元一天。”
其中，也有不少家庭旅馆，为了能容纳更多人，用木板把房间隔成小间，有的还放着上下铺，一间较大的房间最多能住近十个人。
这些旅馆租金价格随着房间条件优劣而变化，大都在40元到150元间。而附近两家正规旅馆的标准间价格则都在180元以上。
除了旅馆，街道上的一切几乎都和医院挂钩：私人诊所、保健品店、假发铺子……街口还有一个推销野生灵芝的小贩，机动三轮车上堆满咖啡色伞盖的菌类，车前“海报”上几个手写大字：“绝杀癌细胞”。
街上行人来来往往，偶尔有剃着光头或提着尿袋的病人穿梭其间，和店家讨价还价，与寻常闹市无异。
只是他们大多都提着一个大大的塑料袋，里面是几张墨色的X光片。每张片子上，都会有阴影盘踞——脑部、胸部、腹部、腿部……
“大部分病人来自外地，有人是听老乡介绍，找到了我们这儿，有人则是在医院附近转了几圈后，自己摸进来的。”邢湾说。
于是，这些癌症病患者和家属的命运，在这些小旅馆有了一个交点。
第一次来的时候，沈建夫妻隔壁住着来自内蒙古的病友林欢(化名)。姑娘只有22岁。渐渐熟悉以后，两家曾一起搭伙做饭吃。
有次聊天，林欢问他：“你知道这个地方叫什么吗？”
沈建摇头。
“这叫癌症病人的‘求生孤岛’，这个地方的人都在求生，我也在求生。”林欢说。
医院旁边小街上，打着住宿招牌的家庭旅馆。 张舒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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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后隐患
但这个求生的孤岛有时却并不安全。
“我们这没有手续，要有手续你去住宾馆。这一片都是这样，是给附近的病人和家属住的。”邢湾直言，她的家庭旅馆同这里的大多数旅馆一样，并没有办理过经营手续。
没有正规手续，没有营业执照，卫生条件差，消防条件不达标……
疏漏的管理，正在给这些“癌症旅馆”的生存蒙上一层阴影。
居民楼“原住民”吴楠(化名)不止一次地担心这样的家庭旅馆带来的安全问题。
“你说这得有多少安全隐患。”吴楠抱怨着，“我们这儿附近着过火、还煤气泄漏过，都是这些家庭旅馆里发生的，感觉就是给我们埋了个定时炸弹啊。”
但这些问题，通常并不在旅馆房客们的考虑范围。
“对于我们来说，便宜是首要的，要省下钱治疗。”在王萍眼中，自己的生活要能省一元是一元，多活一天是一天。“如果这些旅馆被取缔，到时让我们去哪儿？”
这里的房客，有的包月，有的一住就是一年。有些患者实在拿不出钱时，邢湾也会宽限几天时间。
“来到这里实在也不容易，都得花个几十万。”邢湾说，时间住得长的患者，她会酌情便宜一二十元钱。
为了保证旅馆的入住率，只要没满房，邢湾都要到医院门口招揽生意。
整栋旅馆，只有李欣(化名)一个服务员。每个月，她都会从邢湾那里领取2000元的工资。
日常工作简单而繁忙。“就是扫地洗床单，到医院门口发广告，招人住宿。”
今年5月，北京警方曾对此开展专项整治行动，针对火车站、交通枢纽、医院、学校周边，流动人口聚居区、城乡接合部等重点区域黑旅馆展开查处。
其间，共取缔黑旅馆98家，查处通过网上发布招揽住宿信息的黑旅馆30家。
邢湾的旅馆侥幸地活了下来。
“对于无证照经营的小旅馆，通常会被查处。”北京市世纪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杜征宇告诉法治周末记者，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4条规定，处罚金额在1000元以下，违法者可被拘留，但是，“一来小旅馆藏身小区，不易被执法者发现，二来违法成本太低，尤其是在强大市场需求的情况下，要彻底根除非常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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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走还是留
邢湾不知道自己是否会一直在旅馆干下去，“这房子都已经很老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被拆掉”。
同样不知道该走还是该留的还有宁宁一家。
宁宁的父亲杨斌(化名)，在宁宁住院后，便回了老家，打工赚钱，维持女儿在北京的医药费和生活费。
每天晚上，杨斌都要和女儿在视频里聊聊天。
网络不好的时候，画面卡得断断续续，一段笑声都要分好几次听到。
“这样患难与共的夫妻已经不错了。”邢湾感慨着指了指对面的旅馆，“那里住着一对母女。女儿乳腺癌手术签字前，丈夫消失了，此后再也没有出现。”几年来，都是母亲陪着女儿化疗、复查、在旅馆生活。
两个月前，杨斌加入了一个“淋巴瘤病友交流”群，群里成员都是淋巴肿瘤患儿的家长，500人的成员上限，早早就满额了。
父亲们最爱聊的话题之一，是去哪里“搞钱”。
杨斌也曾想过留在北京，一边打工，一边陪伴女儿治疗。但寻觅了半个月后，他发现自己很难在北京找到一个固定的工作。“有一阵子，我想去送快递、送外卖。但要是不能固定工作时间，公司就不能给我提供运送包裹的专用车，我得自己买。”
杨斌不得不打消了在北京“扎根”的念头，回到老家赚钱。
然而，在宁宁的老家，淋巴瘤相关疾病，报销的比例，大概只有30%，远远低于北上广这些一线城市的额度。
“淋巴瘤什么补助都没有，不像白血病，社会上救助的多。我们去申请基金，人家说，不是白血病不让申请。”杨斌说。
但即使是为了这不到三分之一的报销额度，杨斌也需要在北京和老家之间来回奔波，在一张薄薄的申请表上，凑齐好几枚印章。
而进口药也不在报销的名单之上。宁宁每周都要注射进口药品，一支就要花去1000多元，国内没有其他替代药物。
越来越沉重的经济压力，迫使杨斌开始考虑离开北京。“不回去怎么办？未来我们怎么生存呢？”这个曾经算得上小康的家庭，如今负债17万元。
旅馆窗外，华灯已上，把城市映衬得庞大、耀眼，也藏着生的希望。
而旅馆窗内，狭小的空间里，很难说，绝望和希望究竟谁能打败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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