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平：余坊新屋的兴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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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平：余坊新屋的兴衰
作者：汪平
（新建的余坊新屋）
“轰”的一声，余坊新屋的八角顶倒塌了。这一年，文革还没有结束。
这是方圆百里内一幢最好的房，百年经典，曾辉煌了一个世纪的历史，它有楼台、有亭角、有戏台，雕梁画栋，舞榭回廊，一看新屋的气势，就知道那里居住的曾是大户人家。
新屋在黄袍润田洞内的余坊，为凤泰爹所建。汪凤泰，号青兰，为清朝贡生，生于1843年，死于1928年。他一表人才，风流倜傥，有事没事，喜欢在赌场上逛逛，因他的手性好，总是赢的多输的少，便小有聚财，加上一表人才，风度翩翩，与清水塘的一个开钱庄的刘老板的女儿开上了亲。一次刘夫人去娘家，回家时，父亲的那些零散的元宝不拿，只拿那整箱整箱里的，因为她知道那些零散的元宝，父亲心里有数，而对那些整箱整箱的元宝反于不会去注意，而父亲怕她拿了元宝，有一次竟然追至半路。她说：你把女儿嫁与一个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的穷人家，为了几个破元宝，竟大老远的追来，女儿不去了，就赖在娘家一世。刘夫人说完，坐在轿中，娇羞的脸上，不由滚下几滴泪来。父亲见了，倒赔不是，反把女儿一直送到凤泰爹处。因此，在刘夫人的半拿半要下，凤泰爹大发横财，随请匠工造房，因凤泰爹好赌，每到晚上，便把匠工聚在一处押宝，总是匠工赢的少，凤泰爹赢的多，有几个匠工几年下来，与凤泰爹结账回家过年时，竟输的分文不剩，气的呼天抢地，然而天不应，在大雪纷飞的年关，只好背着行囊一路走一路眼泪汪汪的回去。而刘夫人为了提高雇工的工作效力，今天叫这个人来吃个小灶，说：你帮我带个头，让大家多辛苦点；明天叫那个人来吃个便餐，说：你帮我做个榜样，让大家多出点力气。这几天正是去桂口挑石柱上的枕石，每个四十来斤，路程上百里，每人挑两个就行，但那吃了小灶的带头挑三个，众人只好跟着挑，而另一个吃了便餐的则在下次带头挑上了四个，众人又只好跟着出力，结果是把大家累的吐血，工钱却不曾增加半个。
为此，历时七年，新屋乃成，过后不久，正是清朝晚期，两个儿子也已初长成人，竟爱上了时髦的大烟，对大烟有如至宝，每日拥着贪吸不厌，比那娇妻美妾更难放下，日甚一日，年甚一年，只管吞云吐雾，有如神仙。为此，兄弟俩竟至不育，只好去抱养子。这时，凤泰爹的财运也不那么幸运，真的是时来运不转，在赌场上输的多赢的少，家产在瘾君子的不时变卖中，早已一干二净，除有几斗糊口的田产外，唯留下这幢新屋，凤泰爹高寿，活到85岁，真的是禄已过，寿正全，家中已无炊米，凤泰爹饿不过，只好去找儿子，瘾君子瘾都解决不过来，哪里能顾及老父？凤泰爹只好告到族里，族长派人一把把他儿子抓去，用晒谷的晒帘卷住，倒立起来准备浇油烧死他儿子，但要凤泰爹签字，凤泰爹见儿子卷在那帘里，倒立着，鼻血都流了一地，双眼不由漫下老泪，拿着笔的手颤颤的怎么也签不下去。从此，凤泰爹再也管不住瘾君子，由他去吞云吐雾，为此儿子不免短命，活到四十多，于1916年竟一命归西。而凤泰爹寿正长，一直到1928年才去世，儿子死后只好伴着抱养的孙子信发，凄惨度日，直至去世。真的是富贵如眨眼的浮云，落得个直条条的来直条条的去。人说富不过三代，而他的荣华不过二三十年罢了，父子如此做人，虽得横财，但纵使再多的家产，又安得不败呢？
新屋最为辉煌的时候，是日本第二次占领通城县城，民国县长李少怀把县政府从黄龙转至余坊，坐镇在新屋办公，指挥全县抗日，时间是1944年闰4月，这时凤泰爹已经去世16年。新屋的主人已是信发的儿子华平与华早，也就是凤泰爹的曾孙。华平未婚，华早已有五岁的长子国英，李县长进驻新屋时，华早次子国金刚好在这个月的12日出生，所以，这个时间，现在还健在的国英记的很清楚。李县长刚来时，除单身的华平移居大余坊外，华早一家仍居住在新屋，和县长同处在一个屋檐下，并且还开有一间小店卖点日用品。翌年四月，汪援华县长接任，怕万一日寇来犯，牵连到华早一家，才让他们也搬往大余坊，国英还记得，他提着一个小菜篮从大余坊来到新屋的门前摘黄瓜时，那些当兵的争着把他抱来抱去，一抱就是好半天，对他很是亲热呢。
县政府的电报局设在余坊的较高处，原扬冲的新义爹家（今已拆为场坪），犯人则关在大余坊的金龙家（今先军的屋址）及新屋两处，政警室驻扎在细余坊的保田家（今炎龙屋址），警长姓程，县长及其他办公人员全在新屋办公，部队有二个连左右，大部分的兵员驻扎在大余坊，每日在新屋门前的三斗丘及大余坊的场上早操，为防止日寇来犯，在屋后的烧箕挂壁的山顶上挖有一圈一人深的战壕，队员曾在清水塘的一次阻击战中成功击落日军飞机一架，飞机的油箱曾被乡绅挖起来抬到新屋的场上展示，油箱为一个两头尖三米多长的圆形铁器，县政府撤退后，被人拆解做了烟盒；还有一个被击毙的日本鬼子，也被抬来向县长请功，后葬于细余坊后面的那口大塘上面。
那时的官兵一共有好几百人，余坊有五个屋场，方圆也不过二、三百米，每个屋场都有驻兵，屋场与屋场的农民虽不便走动，但各安居乐业，只要你不闯入官兵的警界线内，都可以自由的活动，并从事农活。官兵与村民之间相处得很和睦，那个程警长一直到上世纪的六七十年代，还曾多次来看望过保田爹，可见那时的兵民之和睦。
一次，汪县长在北港的吴冲召开粮食会议，知悉日寇百余人前往枫树畈抢夺粮食，当即率领保警袭击，与日寇激战数小时，歼敌十余人。
因抗日指挥部打击了日军的气焰，大大干扰了日军的进攻，惹恼了日军，日军便对这一抗日指挥部进行打击。
这晚，汪县长听到日军要来扫荡的消息，第二天一早，便带领政府全体成员，并动员余坊所有的村民，扶老携幼的往三岔坳大转移。有一些大胆的村民则来到山秋窝的顶上，想看日军的侵略行径。这天日军来到大余坊背后的雷打尖山上，看见对面的山川上有一些农民在挖花生，对面的另一个山上却有战壕，而余坊四面是山，就像四堵城墙围住的一个房子，便以为国军在这里埋伏有重兵，便从流通退回瞿家，“余”与“瞿”在我们这里的方言同音，日军以为民国的通城县政府就驻扎在瞿家，便放了一把大火，把瞿家烧了个干干净净，余坊躲过了一劫，而瞿家却无故的遭此一难。
因抗日指挥部地处余坊，余坊又是黄袍山苏区的一个小小村落，红色政权在黄袍山苏区得到了蓬勃的发展，民国一个小小的县政府在日寇占领区的淫威与红色政权的影响下，不得不转移它处，这次日寇来犯，在三岔坳待了几天的汪县长不得不带着他的政府成员及部队转移至江西（汪县长的夫人是江西修水人，他夫人是汪华早与另一人抬过去的），而那些被保护过的村民又只能回转余坊，虽无一损失，但躲过一难，实为万幸，心中却不得不尤有余悸。
这一年，日寇投降。但汪县长的转移，标志着新屋的辉煌也成为了历史。
新屋躲过了一劫，但却逃不过另一劫。
那一年正是文革时期，斗私批修，唱样板戏，都在这新屋里一轮一轮的上演，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跳梁小丑，也一一的如妖怪般的在这里汇演，那些雕梁画栋，舞榭回廊，被那些翻身做主的人，用刀用斧用锯毁坏，新屋在刀削斧砍锯拉的呻吟中痛哭，被一次又一次的毁坏，让富丽堂皇的新屋一下子呈现出丑鄙不堪的破败之相，人类进入了一个非正常的时代，能让人在一个晴朗的春日感到严寒的冰冷，对一个好意的问候也会感到无端的恐惧，在一个艳阳的中午，新屋最具艺术价值的八角顶，在呻吟中终于倒塌，“轰”的一声，地动山摇，腾起的灰尘，弥漫住整个屋顶，就像一朵沉云，把阳光堵在了灰尘之外，反而显得有点暗无天日，待众人寻声找去，最令人佩服的八角顶早已轰然倒地，华平华早俩兄弟在那飞腾的灰尘中却正在抢着塌下来的一地横木，全然不顾顶上还会不会继续坍塌。
华平年长华早两岁，因父母死的早，华平又有点游手好闲，在兄弟俩未婚前，兄弟俩常不睦，以至积怨愈聚愈多，成年后，正是走集体的时候，全队的人都在丁山坳的山上翻苕藤，突然发现新屋发了大火，华平一见，依然好像不是他家，便求天拜地的说道：烧的好啊，烧的好，天理保护。待众人跑下山来一看，烧的是华平家，华早便驻足拜道：真是烧的好呀烧的妙，烧吧，烧大点，求菩萨保佑。
亲兄弟同处一座屋场下，积怨如此，真的是一个家族的悲哀，家和万事才兴，而一个这样的家庭，怎得不败呢？
从此，自八角顶倒下之后，兄弟你不检修，我不翻盖，新屋在一年一年的腐朽，一年一年的倒塌，几十年过后，前幢已倒塌殆尽，唯留下大门残立在那，后庭也终于人走屋空，再也无人维修，在风摧雨蚀中，摇摇孑立，顶上的残瓦，好像风一吹，就会掉，就像要摧枯拉朽的倒塌一般。
前几天回家，一路看到的都是打牌的人，这里一桌那里一桌，连路边都是，有人见我回来，说：汪平，回来了么，正好三缺一呢。村民好赌如此，说庸俗有多庸俗，说无聊有多无聊，牌就像大烟一样让所有的人中毒，每天不来几把，手就会神经质一样发抖，让人个个沉迷在此，痴迷在此，如傻瓜一般自得其乐，就像英帝推销的大烟一样，让清帝的烟民沉迷其中，深陷进去，不能自拨，不能自强。我站在新屋的门前，看着这衰败的屋场，想起凤泰爹，想起他那两个吸大烟的儿子，这么好的屋场，却没能好好的保护下来，衰败若此，这又是谁的悲哀？恐怕不仅仅是新屋的主人，也不仅仅是余坊这一汪氏家族吧？
待我走进房中，外面一片惊呼，谁家的孩子掉塘中去了，而孩子的家长却还在牌桌上。
（改建后余坊新屋）
原来余坊新屋残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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