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狂向前跑，速写青春轮廓

徐恒涛说话声音慢慢的，每说出口一句话，都仿佛酝酿了一段前奏，通过思考等待着词语和句子的组织与成型。2023年，徐恒涛从大学毕业，学习建筑专业的他，毕业的时候却出了一本影像集——《青春速写本》，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些照片是“关于2018-2023年这个时段我们的青春的作品”。

从举起相机的那一刻开始，徐恒涛试图克服从幼年到青春期之间，内心始终存在那种紧张和暴乱，镜头不断向前延伸，他也从中提取一些勇气与动力，去和周遭的人与世界建立某种联系。

最开始，他感到自己和这个世界一直处于一种对抗的关系，后来，镜头成为了他与世界对抗的工具。大学时光在压抑和迷茫之中悄然落下帷幕，带着橙黄色的回忆和一台新买的索尼相机，徐恒涛最近又踏上了拍摄的旅程。很快，他会回来找一份工作，即使不那么令他满意；然后等到攒够钱，再次出发。

徐恒涛2018年进入大学，建筑专业在校长达5年时间，回看起来，大学的生活因为疫情而被生硬地分割成两个部分。前两年时光因为纯粹、简单而显得轻快，徐恒涛清晰地记得，2019年末尾，疫情开始发生的那一段时间里，气氛逐渐开始发生转变：“有时候我们会一天做两次核酸，其余的时间学校都处于封校状态，我和同学们除了在宿舍打游戏之外没别的事干。” 

“报考建筑专业的时候是 2018 年，那时候可以说是房地产最火的时候，但等到我们毕业的时候，房地产已经残废了一半，企业大量裁员，面向学生的校招都要求学历在 985 以上。像我们这类二本院校几乎没什么机会，所以大概有一半的同学进了中建的工地，去做技术员，或者做一些杂活，还有一半学生基本上什么工作都干，包括我后来也去了一间卡车配件厂。当然也有少部分同学选择考研。”

在这样的情况下，对所有人而言，未来需要干什么，又可以干什么，都成了当下最紧迫，却也是最难以解答的问题。 

*2023年6月高考那天，徐恒涛拍下的马路上流动的花束

它们很快会被家长买下，送给考完的学生

谈起自己的过去，徐恒涛说：“我的高考是彻底的失败。”

大一初期，他仍然对此感到在意；一年后，他逐渐开始释怀。

根据教育部的统计资料，2022年高校应届毕业生大概有7成左右还未找到工作，2023年，我国高校应届毕业生将达到1174万人，首次突破1100万人次，同比2022年1067万人次多出100万。

毕业即失业成为越来越多毕业生所面临的真实境况。在这件事情上，徐恒涛也没有太多选择的余地，"刚毕业的那段时间，我投了非常多简历。有和专业相关的，也有不大相关的，绝大部分简历都没有收到回复，最后，我要么选择去做一份销售工作，要么去工厂画图。" 比起被动地成为提高就业率的分子，徐恒涛最终决定主动地走向另一条道路。

也是在高中毕业的那年，徐恒涛的父亲给他买了他人生中第一台理光相机。“我记得当时家里在开超市，手里边稍微有些闲钱，所以当我提出想买一台相机，父亲并没有说太多，在大学开学前给我置办了电脑和相机。在那之后，我开始不停地拍摄，但他们却非常不理解为什么我总要不停地去拍周围的人。"

*2021年11月在哈尔滨

徐恒涛举起相机给同学拍照时，被“偷袭”扔了一团雪 

或许当时的徐恒涛也不是很清楚地知道“拍摄”这个动作意味着什么，“但我只是清楚地知道，我想要去创作。”一开始的拍摄是完全直觉性的，渐渐地，徐恒涛尝试通过模仿来摸索自己的风格。因为看了森山大道的纪录片《犬的记忆》，徐恒涛拍摄了一段时间的黑白照片；后来开始对马格南感兴趣，徐恒涛也尝试着学习他们的摄影师风格拍摄。

没有指导的新手期总是充满了笨拙却不乏灵光的探索：“那时候我对图像的掌控能力是非常弱的，我也不太确定怎么样才算是一张好照片。大概有一年多，是没有拍到什么好的照片的，也不清楚自己应该拍什么，之后我开始慢慢关注一些偏艺术类的内容，也报过一些老师的课，可能最近半年，关于拍照这件事才逐渐找到了更明确的感觉。”

徐恒涛的影像集最末页清楚地记录着照片发生的时间和具体人物，当你对照着图片和文字来观看，它的体验就像是在阅读一篇又一篇个人日记。《青春速写本》里人像居多，有时会出现一些景色或环境。拍的时间长了，同学们三不五时会主动找到徐恒涛，希望他能给自己留下一些照片。而大部分时间里，徐恒涛会安静地记录自己看到的世界。

“2019年，堂弟刚来到西安，在我大姐家的家具厂负责送货。之后，他又去跟着二姐夫在内蒙古的一个煤矿公司开铲车，收入还不错。当时他刚满18岁，还在抽烟，我给他拍了一张照。20岁那年，他就结婚了，婚礼当天我又拍了一张。今年他的孩子已经四岁了，他也在年前离了婚，现在回到老家工作。这俩张照片横跨两年的时间，但一个稚气的男孩变成扛起家庭重担的男人，仿佛是一瞬间的事。”

*18岁的堂弟（左）；婚礼上20岁的堂弟（右）

“这一张是我和同学去网吧包夜，第二天大概 6 点多的时候我睡醒了，醒来之后看到对面坐的这个男生睡得很踏实，拍下了这张照片。”

“4 月中旬哈尔滨罕见地下起了大雪，但都没能积下来，一个人走在松浦大桥上。6 月末就毕业了，今年的就业环境不好，班里的大多数人连同我都还没找到工作。看了很久在江面迎风飞舞的海燕，感叹它们的勇敢，自己则是为不太明朗的未来而担心。”

“大五下半年，我和舍友去苏州附近的一个小城市参加当地的招聘会，考虑到离家太远便没有投太多简历，最后一个都没中，就沿途在苏州美术馆玩了一趟。那天人特别多，在我前面有两个在搬盆景的人，一朵花从他们身后掉下来，非常漂亮，但我当时觉得很可惜，因为再过半分钟她就会被踩烂。相机记录下了脚边即将消逝的美。”

*徐恒涛和同学去网吧包夜，醒来后对面睡着的男生（上）

雪地里的少年（左下）

苏州美术馆里搬盆景的人掉下的花（右下）

大学期间，徐恒涛和两个室友博和老孟走得很近，几个人常常一起喝酒消遣、打发时间。博喜欢游戏和二次元，性格开朗，除了偶尔聊聊电影，和徐恒涛几乎没有兴趣爱好上的交集。一起相处的时间里，徐恒涛感到双方形成了一种奇特的关系，有一些距离感，同时也很亲密，即使对于彼此在做的事并不了解，也并不妨碍他们在一起玩，互相陪伴和依赖。

老孟也是徐恒涛同专业的舍友，很直爽的一个人。在结伴泰国旅行途中，老孟向徐恒涛坦白了自己的性向。秘密的袒露有时使人渐行渐远，但更多时候，它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朋友在一起的时光汇聚成了徐恒涛为数不多感到安心的时刻，旅途中有一次在老孟睡着的时候，他悄悄拍下一张照片，画面里光线恰如其分地落在男孩的脸颊，形成一道自然的阴影。老孟嘴唇微张，鼻尖闪烁着一个白色光点。“那一刻，我感到我们之间是完全互相信任的。”

*老孟，徐恒涛同专业的舍友、朋友

最近老孟确定了工作，四月末入职

是父母花了10万找到的，和城乡规划相关

徐恒涛的镜头里不乏浓郁的色彩，然而，底色之下却压抑着情感的暗流，安静、克制，又有些迫切和不安，“我觉得我的青春外圈是橙黄色的，里边包裹的是大片的、非常暗、非常深的蓝色。”速写后的青春似乎被蒙上了一层看似温暖的外壳，而对于徐恒涛而言，核心却依旧晦暗难明。

“对，就是高三下半学期，我的精神状况彻底崩溃了，它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节点。我记得是在一次补习班上。我突然发现我抬不了头，也没有办法看向黑板，哪怕和人注视，我会非常的紧张，甚至出现了心率不齐、手心出汗的现象。高三的最后两个月，我回家了，想着可能状况会更好点。但事实上状况只变得越来越糟糕，甚至出现了幻听的症状。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大三的上半学期。"

徐恒涛的病因来自于家庭。出生在一个权利失衡的环境之中，徐恒涛渴望用个人的力量去抵抗父亲无声的“威权”，但始终感到无力。“我家是典型的父权制主导的家庭，尽管父亲从我出生到现在，打过我的次数不过四五次，但是父亲的情绪是琢磨不透的，他总是无缘由地大发脾气，我妈也因此形成了一种讨好型的人格。”

徐恒涛清楚地记得，去年在老家盖自建房的时候，自己虽然学的是建筑专业，但从头到尾都没有插上话。

*徐恒涛表哥家窗户玻璃上的印花

像大部分东亚小孩那样，他并没有获得太多去叙述自己、寻求帮助的机会，只能在成长到一定阶段时，通过逃离、反抗、置身事外，又或者通过其他人身上相同经历的叙述，找到自己问题的根因。“我记得之前看到罗翔老师说：一个家庭最可怕的不是贫穷，而是这个家庭里有一个情绪不稳定的人。他们会因为一些非常小的事大吵大闹，好像天塌下来一样，在这样的家庭里，人是极速内耗的，总是充满怨气指责。长大之后内心缺乏安全感，做什么事都很敏感。我觉得我就是属于这种情况。”

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徐恒涛，一方面缺乏与人相处的自信，一方面，会在乖顺的表象之下，隐藏着反叛与抗争的意图：“一个人或者出去玩的时候，我常常会做一些非常危险的事，有一次我从两层楼高的地方跳下来，跳到一个土堆上。尽管在父母面前总是表现得温顺、乖巧，但我和这个世界似乎一直处在一种对抗的关系。”

*2023年8月，徐恒涛和同学在哈尔滨一家酒吧喝酒

“状态好的时候，我也会觉得自己可以比这个世界更强，但是状态不好的时候，我感觉到自己好像完全被周围的世界压垮了。”

尽管到今天，徐恒涛仍然无法克服内心的紧张和暴乱。但当相机拿在手上的时候，“我就觉得自己有事干了，感觉就会好很多。”

不过，与其说相机缓解了他和世界之间的对抗关系，徐恒涛更倾向于认为自己拥有了对抗的工具：“在拍照的时候，我整个人仍然处于非常紧张的状态，但是在按下快门的瞬间，却是非常兴奋的。这种兴奋会引导着我，尝试去拍更多的照片。”

在采访结束之后，徐恒涛觉得“有必要”再补充一下：“我父亲是爱我的，只是他从小生长的环境没有教他怎么去表达爱。”或许是不希望将自己和父亲之间的关系被简单地划分为“施害者”与“受害者”，他紧接着写道："他成长的那个环境就像原始丛林，里面的人都尽可能的不去表露太多的心理活动，所以他只会做一些关心我的具体的事，认为好好学习成年后找个稳定的工作就是对我最好的。”

随着父亲的老去，他的脾气变得逐渐平和，徐恒涛试着理解他，也试着慢慢寻找与自己和解的良方。“我认为我处在一种类似于偏执状态，我脑袋里边的那根弦就是扭不过来，而我是通过不断地，以一种我自己想象中和世界对抗的方式，在不断的重复的过程中，要么赢了，或是败了，慢慢不再那么为难自己。”

*2020年7月的夏天，徐恒涛和堂弟在西安林子里摘野果

如果没有摄影的话，徐恒涛说，或许他会在宿舍的角落里尝试去写一些东西，大一的时候他对写小说感兴趣，父亲在长白山伐木时遇到野猪、母亲和男人们打牌的那些事也想记下来，当时还不懂创作意味着什么，只是隐约感受到一股强烈的对周围人的好奇心，题材也逐渐趋于现实。直到现在，那些“比想象丰富更多的东西”越来越多地生长在了徐恒涛的镜头里。

更重要的是，摄影让他有动力走出去，打开那扇与外界封闭的隔门，看到他人，并照见新的自己。从高中开始持续紧绷的精神状态，2021年不适应集体生活搬出去独自租房，到半年后回到学生宿舍与舍友们打成一片，徐恒涛经历了初次创业的失败，出租屋的孤独，也感受到最原始的与人连接的温情。

回顾自己的大学生活，徐恒涛现在能想到印象最深刻的一幕，是舍友坐在书桌前一边吃泡面一边听着歌的场景，“我记得当时光线特别好，透过窗户，整个宿舍都被照亮了。内心的阴霾好像也在那一瞬间得到了释放。”

*2019年9月，舍友带着耳机在吃泡面

2023年毕业的时候，他在为《青春速写本》写注解时介绍道：“高中毕业那年父亲给我买了一台相机，我开始用这台相机拍摄身边的年轻人记录我们的生活。”如今，出于对性能更高的需求，徐恒涛攒钱换了一台索尼相机，也踏上了新的拍摄旅程。

年前，徐恒涛乘火车从甘肃到了拉萨、呼和浩特，然后再从漠河转到西安。这趟旅程的起因是对于自己所处的地方的好奇：“关于中国具体的大小，或者说它的轮廓，我完全没有把握。那些好的，或是不好的事，真假总是很难分辨。反倒是那些和我生活关系不搭边的地方，可以通过影视作品或者通过其他的信息，对它构建出一个大体的轮廓，接下来，我想去通过自己切实的感受，去真实的了解这里的地貌变化和民族差异性。”

哪怕问题没有消失，也谈不上被妥善地解决，但就像加缪在《局外人》里写的那样：“重要的是，要有逃跑的可能性，要一下就跳出那不容触犯的规矩，发疯地跑。跑，就可以给希望提供种种机会。”

撰文：大野 

编辑：y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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