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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国盛:中国人对科学的三大误解

GASA 高山书院 2022-06-17


高小山说



四大发明是中国古代智慧和创新的成果,但是,四大发明是科学吗?或者换句话说,中国古代有科学吗?


到底什么是科学?科学的本质是什么?为什么人们在这个问题上争论颇多?中国人对“科学”存在怎样的误解?


“理解科学,首先必须从中西文化的根本差异上去理解。”


高山大学2020级内蒙站的课程中,校董吴国盛教授从中西文化的根本差异上为我们深度解读了“什么是科学”。

*以下根据吴国盛2020年8月12日在高山大学内蒙古·明安图站的分享整理而成。经老师审核后公开发布。(文章仅为现场内容十分之一,点击文末阅读原文,了解更多。)

※本文4121字丨6钟阅读

※作者丨吴国盛

※整理丨邱施运

※编辑丨朱珍



授课老师:吴国盛,高山大学校董。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理学学士(1983)、哲学硕士(1986)、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博士(1998)。现任高山大学校董,清华大学人文学院长聘教授、科学史系系主任。
吴国盛



中国的科学基因


我曾经对高山大学“科学复兴”的使命感到纳闷:一帮企业家,要怎么搞科学复兴?
后来鲁白教授解释:让科学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我就明白了——如果能再做到“科学通过企业复兴,或是企业通过科学复兴”,或许就更积极了。
今天的世界,底层逻辑是由科学铸造的。了解科学的本质,可以帮我们更了解身处的世界,从容地生活。不了解科学的人,就像老农民进入闹市,茫然失措——企业家尤其如此,因为企业经营、风险投资等内容更需要拥有对世界的前瞻性与洞察力。
但偏偏,中国人不懂科学。因为中国不是科学的故乡,中国人不是在科学的氛围里长大的。有指南针,不等于有磁学;会捕鱼,不代表懂鱼类学、捕鱼动力学。科学是一个漂洋过海的舶来品。
或许有人会反驳:古代中国比西方更先进,直到近代才落后。这其实是一个假概念,存在很多误解。 
 

对科学的误解

 
第一个误解,是以技代科,科技不分。
 谈科学,我们常常谈成科技、技术。我们也常说:科学是第一生产力——实际上,科学不是生产力,技术才是。
1500年前,中华文明有着强大的技术。除了四大发明,丝绸、陶瓷等都领先于世。相比之下,古罗马处于奴隶制之下,奴隶没有能力革新技术,而奴隶主没有动力去革新。
据说当时有人将发明的起重机进贡给皇帝,却被下令封存,因为一旦使用,5/6的奴隶将无事可做。
 
第二个误解,科学必须“有用”。

以功利眼光对待科学,追究投入的付出有什么实际用处。科学的本质精神,在于无用之学——无用的探索。有用的探索并不稀奇,各类商学院在做的都是有用的探索。
这个误区和我们实用主义的文化密切相关。对宗教、信仰,我们非常务实:灵则信,不灵则不信。 
比如关于求神拜佛,在很多人心里,佛像、默罕默德、耶稣、圣母玛利亚,什么都可以摆在一起、什么都可以拜,总有一个可能会有用。

对知识,更是如此。在中国古代文化里,知识本身没有独立地位,而是依附在某种好处、权益之上,作为工具存在。
比如古训有云:“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读书,就是为了升官发财、光宗耀祖、成家立业。所以普遍的想法是,学习都首先要追问用处是什么。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纯粹的知识分子自然也没有自己的位置。 第三个误解,在于把科学望文生义地当作分科之学,过早与过分地分科。
现在的学科诸多,数、理、化、天、地、生、文、史、哲、政、经、法。总在强调“学一行、干一行、爱一行”,很容易就将科学家培养成匠人,缺乏跨学科的眼光,丧失了创造性的热情。
科学一词,源自日文对science的翻译。除了科学,现代汉语的学术术语,比如哲学、自然、技术、法律、社会、政治、纪律、干部、群众,大都源自日本。日本人基于自身文化对西方术语进行翻译,所以会在原意上产生一些偏差。
比如“社会”的范围变大了。旧时,社区聚会称作“社会”;而现在,它成了一个公共性的概念。
再比如,“经济”的范畴则变小了。古代大丈夫经天纬地、经世济用是大理想;现在它变成一个赚钱的行业。
“哲学”一词的范畴也是变小了。“哲学”的拉丁文原叫philosophy,指的是爱智慧。爱智慧,不等同于有智慧;而“哲”,在汉语里代表聪明。爱智慧之学,成了聪明之学,这也是将高尚、向上的学习精神,沾上了功利主义的边儿。
后来,明朝开始的两波西学东渐运动,尤其鸦片战争后的洋务运动、维新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一方面让科学得到了重视,而另一方面,它作为力量与功利性的印象深入民心,进一步加深了误解。
这些误解是致命的,这样一来,科学在中国撞上了天花板,再也上不去了。所以全民对科学的理解需要提升——如果人民不理解无用的基础科学,只专注功利的技术科学,资源不到位,科学也搞不上去
吴国盛老师在高山大学内蒙古·明安图站课堂上  

作为科学摇篮

中西文化的根本差异

 技术的形成,在所有文明里是必然。
所有民族,不管强弱高低,为了生存、生产,都必然衍生技术。但是科学是偶然出现的,是特定意识形态下的产物。
科学转化为技术和生产力,严格来说,是从19世纪才开始。在那之前的2000年,科学几无大用——那么,牛顿为什么研究科学?背后的文化动力是什么?从这个角度来思考科学,是我们过去所缺乏的。
理解科学,首先必须从中西文化的根本差异上去理解,科学为什么只诞生于西方。  中华文化,由于地理环境适合耕作,慢慢发展出了极端强大的农耕文化农耕文化的特点,除了粮食生产,也在于定居生活。
中国人有一个强烈的故乡或籍贯的概念,用以表示祖辈生活的地方。这是中华农耕文化的标志。相反,欧美没有籍贯,只有出生地。
在我们的文化认知里,幸福是安居乐业、几代同堂,而过去的很多词语如背井离乡、流离失所,都意指不幸。

由定居生活衍生的,是一个熟人文化。祖祖辈辈下来,身边全是熟人,而熟人,往往是在血缘关系上构建出来。所以中国的熟人文化,本质也是血缘文化、亲戚文化。
在这样的文化下,我们建构固定的圈子,人也分成了两类,一类是自己人,另一类是外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遇事帮亲不帮理”,即便今天,中国人也存在这样的倾向。
反过来,今天普遍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源于两希(希腊、希伯来)文明。由于各种原因,希伯来人和犹太人农耕不足,主要以商贸、游牧、航海为主。由此,他们对定居没有强烈意识,最多是半定居,造就了他们的迁徙常态。
相较于定居生活衍生的熟人文化,西方迁徙常态发展出来的是契约精神。因为身边长期是陌生人,没办法靠血缘、熟悉度进行判定和认可,所以信用精神成了人与人之间的依据。
契约精神、信用精神,在中国也有,但弱得多。教条主义在我们眼里是古板、僵化的代名词。
中国人不喜欢把东西固定下来,重点强调的是变则通、通则达,见机行事。
这是中华民族的一个特点,也是一种智慧。比如马克思主义在东欧无法施行,但在中国却屹立不倒,因为我们顺应时势地把它搞成了一个中国特色的版本。
但在西方,人与人之间,尤其商人,需要讲规矩、讲条约、讲信用。尤其希伯来文化,更是把契约精神提升到神圣的高度。三大宗教,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都是如此。
一个人之所以是人,就在于参与订约和守约。一旦违约,也将面对悲惨和救赎的一生。
就如熟人文化生成仁爱,同理,西方的契约文化也生成了一个以自由为核心的人性理想。不自由毋宁死。这样的精神在西方的电影、文学、戏剧里非常常见。
对于中西方情意不通的文化隔阂,朝鲜战争是个有趣的例子。
当时,中国号召青年上前线,靠的是家国情怀。因为朝鲜与中国在过去被认为是唇亡齿寒的关系,所以援朝等同于保家卫国。而美国,打的旗帜是为自由而战,一个自由的民族(南韩)正遭受损害。两兵交战,文化理想和意识形态完全不同。
由此,中美互发传单,中方劝说美方回家团圆、享受天伦,而美方游说中方舍弃家园、投奔自由,试图瓦解对方军心,只得落得对牛弹琴。
中美之间的根本问题,在于对彼此的不了解。
  

自由与科学的共振

 自由,字面的含义是:由着自己。那么,“自己”是什么?
马克思有句名言: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我们深以为然,以社会关系来理解和诠释自己,把自己视作社会网中的一个节点。而社会网络是流动的,因此我们也是随之起伏,身不由己。一人得道,则鸡犬升天;相反,城门失火,也殃及池鱼。
我经常说,在中国文化里,人就是一个由很多自变量引发的因变量,没有本质的自己、自我。
但在西方,这就完全不一样——从一开始,你就是你自己。在时间之流中,一切都在变化,但“我”是一个不变的内在本质,就像形式逻辑的第一定律:同一律(the law of identity)。因为存在一个稳定、不变、不取决于外界的自己和自我,所以才有了自由。
“科学”一词,最早出自希腊文的episteme,精神内涵和“自由”是一致的,包含着确定性、不变性的意思——原始的科学,就是探寻万物当中恒定不变的本质。
沿着人的自由、自己,希腊人发展出了奇迹般的科学。其中,有两个重要的特点。
第一个特点,在于无用——不单生产无用知识,更是高度强调如此。 因为任何有用的知识,都不是为了知识本身而存在,而是依附在其他事物和动机之上。就像情侣之间,如果因为长相、才华或财富等而爱,那么爱就成了不纯粹的东西。只有无用的东西,才是自主、自由的。
第二个特点,在于自我演绎。
自我演绎,指的是依循事物内在的逻辑,自我展开。某种意义上,它看起来近乎像讲废话,比如几何原本的公理:“等量加等量等于等量”;但是,由这些废话自我展开的一系列结论,却是意外开辟了人们原来未曾设想、发现过的新知和天地。
西方文化,在通过科学确认自我之后,弘扬了公民社会、巩固了企业文明和西方的人性理想。科学就是希腊的人文。让一个希腊人成为自由人的,就是科学。


※文章内容仅为现场课程十分之一,点击文末阅读原文,了解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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