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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SUN
来源：外交事务
编译：新约客
【编者按】重大的危机往往会孕育重大的变革，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历史终结论”提出者、美国斯坦福大学弗里曼-斯波格利国际问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外交事务》杂志上撰文预测全球权力重心将继续东移，因为东亚在管控疫情方面比欧洲或美国做得更好，并强调中国将会是这场危机最大的相对受益者，但他也坚信民主和美国代表的资本主义仍会展现强大的生命力，像过去一样从危机中涅槃重生，极端自由主义将被更强有力的政府取代。此外，福山还警告民族主义、孤立主义、仇外心理甚至是法西斯主义会乘机作乱，导致国内外的紧张局势。弗朗西斯·福山是著名美国日裔新保守主义者、政治经济学家、作家。他的著作有《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大断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美国处在十字路口：民主、权力与新保守主义的遗产》、《身份政治：民粹崛起、民主倒退，认同与尊严的斗争为何席卷当代世界？》等。
重大危机会产生重大变革，而这通常是不可预见的。1930年代大萧条导致了孤立主义、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但也带来了罗斯福新政、美国作为全球超级大国的崛起以及最终的非殖民化。9/11 袭击导致了美国两次失败的干预，随之而来的是伊朗的崛起和新形式的伊斯兰激进主义。2008 年的金融危机酝酿了全球反建制民粹主义的浪潮，这崛起为某些国家政坛的主导力量。未来的历史学家也会总结新冠疫情的历史影响；挑战在于提前弄清楚它们。到目前为止，为什么一些国家在应对危机方面做得比其他国家更好，这一点已经很清楚，而且完全有理由相信这些趋势将持续下去。这不是政权类型的问题。一些民主国家表现良好，但其他民主国家则表现不佳，专制国家也是如此。成功应对疫情的因素是国家能力、社会信任和领导力。拥有这三者——一个称职的国家机构、一个公民信任和愿意倾听的政府以及卓越的领导人——的国家表现出色，有效地降低疫情的损害。国家功能失调、社会两极分化或领导不力的国家做得很糟糕，使其公民和经济备受疫情打击，脆弱不堪。对新型冠状病毒了解得越多，疫情看起来似乎就越持久，我们需要对它以年而不是季度来衡量。这种病毒似乎没有人们担心的那么致命，但具有很强的传染性，并且经常无症状地传播。埃博拉病毒具有高度致命性，但很难传播；受害者很快就死了，阻断了传播可能性。COVID-19 恰恰相反，这意味着人们往往掉以轻心，不认真对待它，导致它继续在全球广泛传播，导致大量死亡。没有任何国家能够宣布战胜这种疾病；相反，经济将缓慢而试探性地开放，随后的感染激增又会拖慢这个进程。对 V 型复苏的希望似乎过于乐观，经济复苏曲线更可能是一个长尾向上弯曲的 L 或一系列 W。世界经济不会很快恢复到 COVID 之前的状态。在经济上，一场旷日持久的危机将意味着更多的商铺关门，购物中心、零售连锁店和旅游等行业都将被破坏。几十年来，美国经济的市场集中度一直在稳步上升，而疫情将进一步推动这一趋势。随着数字互动变得越来越重要，只有财力雄厚的大公司才能渡过难关，而科技巨头获得的收益最大。政治后果可能更为严重。在一段时间内，人们可以被鼓动来为集体做出自我牺牲，但不会永远如此。挥之不去的疫情加上严重的失业、长期的衰退和前所未有的债务负担，将不可避免地造成紧张局势，进而演变为政治危机——但目前尚不清楚谁会是输家。全球权力重心将继续东移，因为东亚在管控疫情方面比欧洲或美国做得更好。尽管疫情起源于中国，但中国将从这场危机中受益，至少相对而言是这样。其他政府起初表现不佳，并试图掩盖疫情，导致后来局势的失控。至少北京已经能够重新控制局势，并正在迎接下一个挑战，使其经济快速、可持续地恢复增长。相比之下，美国的反应严重失误，其威信大幅下滑。美国拥有巨大的潜在国家能力，并在之前的流行病危机中留下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记录，但其当前高度分化的社会和无能的领导人阻碍了国家有效运作。前总统煽动分裂而不是促进团结，将救济分配政治化，将做出关键决定的责任推给州长，同时煽动民众抗议疫情管控，攻击国际组织而不是帮助他们。全世界都惊讶地发现美国有多不靠谱，与走出疫情的中国形成鲜明对比。未来几年，疫情可能导致美国的相对衰落、自由国际秩序的瓦解以及全球法西斯主义的死灰复燃。它也可能导致自由民主的重生，自由民主的制度多次让怀疑论者的预期落空，显示出非凡的韧性和自我更新能力。两种愿景的迹象会在不同的地方出现。不幸的是，除非当前的劣势被大力扭转，否则总体预测是悲观的。悲观的结果很容易想象。多年来，民族主义、孤立主义、仇外心理和对自由世界秩序的攻击一直在加剧，而这种趋势只会因疫情而加速。匈牙利和菲律宾政府利用危机赋予自己紧急权力，使他们离民主更远。包括萨尔瓦多和乌干达在内的许多其他国家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人员流动的障碍无处不在，包括在欧洲的心脏地带；各国非但没有为共同利益进行建设性合作，反而转向内部，相互争吵，并让对手成为自己失败的政治替罪羊。民族主义的兴起将增加国际冲突的可能性。领导人可能将与外国人的斗争视为转移国内视线的有利工具，或者他们可能会趁对手的软弱或忙乱的时候，利用疫情来破坏对手稳定或制造新的既定事实。尽管如此，鉴于核武器的阻遏力以及所有主要国家面临的共同挑战，国际动荡的可能性小于国内动荡。人口众多、公共卫生系统薄弱的穷国将受到重创。在无法获得清洁水源的国家，不用说保持社交距离，即使执行最简单的卫生措施（例如洗手）也是极其困难的。政府常常使事情变得更糟而不是更好——无论是否有意为之，煽动社区紧张和破坏社会凝聚力，或者仅仅是因为无能。例如，印度在没有充分考虑涌入大城市的数千万农民工的情况下宣布全国停工，人为助长了疫情。许多人回到农村，将疾病传播到全国；一旦政府改变立场并开始限制人员流动，很多人发现自己被困在城市里，没有工作、住所或医疗照顾。发展中国家人民长期以来受气候变化影响流离失所，疫情则将这一危机变本加厉，导致发展中国家的大量人口在生存边缘挣扎。这场危机粉碎了贫穷国家数亿人民的希望，他们一直是最近 20 年经济持续增长的受益者。民众的愤怒会越来越大，失落的公民往往是革命的最佳火种。绝望者会寻求迁移，蛊惑人心的领导人会利用民怨夺取政权，腐败的政客会趁机窃取他们所能窃取的东西，许多政府会镇压或垮台。与此同时，从全球南方到北方的新一波移民浪潮将遭到更多的抵制，因为民粹泛滥的发达国家政客可以更有力地指责移民带来了疾病和混乱。最后，所谓的黑天鹅的出现是不可预测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现的可能性越高。过去的疫情引发了世界末日的恐慌，为邪教和新宗教的产生提供了苦难和焦虑的土壤。事实上，法西斯主义可以被视为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造成的暴力和混乱中崛起的邪教。阴谋论曾经在中东等地盛行，那里的普通人被剥夺了权力，缺乏能动性。今天，它们也在富裕国家广泛传播，部分原因是互联网和社交媒体造成的碎片化媒体环境，持续的苦难很可能为民粹主义煽动者提供充足的弹药。尽管如此，正如大萧条不仅产生了法西斯主义，而且还重振了自由民主，因此这场疫情也可能产生一些积极的政治结果。往往需要如此巨大的外部冲击才能打破僵化的政治体系并为早该进行的结构性改革创造条件，而且这种模式很可能会再次出现，至少在某些地方是这样。应对疫情的实际情况有利于专业精神和专业知识；只会煽动和无能的政客很容易暴露出来。这最终应该会产生有益的选择效应，奖励做得好的政治家和政府，惩罚做得不好的政治家和政府。近年来，巴西的贾尔·博尔索纳罗 (Jair Bolsonaro) 一直在不断掏空其国家的民主制度，他试图虚张声势度过危机，现在却在疫情的深渊里挣扎。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 一开始试图淡化疫情的重要性，然后声称俄罗斯已经控制住了，随着COVID-19 在全国蔓延，他将不得不再次改变自己的态度。普京的合法性在疫情之前已经减弱，而且这个过程可能使其进一步加速减弱。这场疫情让世界各地的现有制度都置于放大镜之下，暴露出它们的不足和弱点。这场危机加剧了贫富差距，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差距，而且在随后的长期经济停滞期间还将进一步扩大。但是，除了问题之外，危机还显示了政府提供解决方案的能力，以及利用集体资源的优势。挥之不去的“孤独感”可以促进社会团结，并推动更慷慨的社会保障项目，正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的共同苦难在 1920 年代和 1930 年代推动了福利国家的发展一样。这可能会平息新自由主义的极端形式——由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和乔治·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开创的自由市场意识形态。在 1980 年代，芝加哥学派为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和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 (Margaret Thatcher) 的政策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他们认为庞大的侵入性政府是经济增长和人类进步的障碍。当时，有充分的理由削减多种形式的政府所有制和监管。但这些论点强化为一种自由主义宗教，在一代保守知识分子中植入了对国家干涉的敌意，尤其是在美国。鉴于采取强有力的国家行动来减缓疫情的重要性，正如里根在他的第一次就职演说中所做的那样，很难去证明“政府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政府是问题所在。”也没有人能够举出一个案例，来证明在国家紧急情况下，私营部门和慈善机构可以替代国家政府机构。今年 4 月，Twitter 首席执行官杰克·多尔西（Jack Dorsey）宣布，他将向 COVID-19 援助计划捐款 10 亿美元，这是一项非同寻常的慈善行为。同月，美国国会拨款 2.3 万亿美元用于支持受疫情影响的企业和个人。反政府的示威抗议者不时会走上街头，但民意调查显示，绝大多数美国人选择相信政府医学专家提供的应对疫情的建议，这为政府扩大干预以解决其他主要社会问题奠定了基础。这场危机最终可能会刺激新的国际合作。在各国领导人互怼的同时，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和公共卫生官员正在深化他们的网络和联系。如果国际合作的破裂导致灾难并被判定为失败，那么之后的时代可能会重新致力于多边合作以促进共同利益。疫情也是全球政治压力测试。有治理能力、善于动员的国家会比较顺利，他们吸取教训并自我革新，使自己变得更强大、更有韧性，在未来引领世界。治理能力薄弱或领导不力的国家将陷入困境，即使不会陷入贫困和不稳定，也会陷入停滞。现在的问题是，太多的国家属于后者而不是前者。不幸的是，压力测试太难了，很少国家能够通过。为了成功应对疫情的初始阶段，各国不仅需要有能力的政府和充足的资源，还需要大量的社会共识和能赢得信任的优秀领导人。有两个国家做出了榜样，韩国将疫情的管理委托给了专业的卫生官僚机构，而默克尔治下德国的表现也可圈可点。然而，更常见的是政府的失能。而且考虑到疫情带来的其他挑战，这些国家很可能长期萎靡不振，形势不容乐观。悲观的另一个原因是乐观的前提是某种理性的公共话语和社会学习。然而，今天的公共政策不再以科学专业为主要依据，而精英拥有更多权力。数字革命推动的权威平民化已经将认知等级扁平化，政治决策现在通常由针锋相对的意识形态所驱动。对建设性的集体自省来说，这不是一个理想的环境，而且一些政体可能很快就会陷入失能危机和反智的深渊。最大的变数是美国。在危机来临时，这个国家由一个现代史上最无能、最分裂的领导人掌舵，这是该国最大的不幸，而他的治理方式并没有在压力下改变。他在与自己所领导的政府交战，所以他无法在形势需要时有效地发动政府的力量。他认为对抗和仇恨最有利于他的政治前途，而不是国家团结，因此他利用这场危机挑起争斗并加剧社会分歧。美国在疫情期间表现不佳有几个原因，但最重要的是一位不懂治理的国家领导人。如果川普前总统在去年 11 月获得连任，民主或自由国际秩序将很难再见往日辉煌。然而，无论选举结果如何，美国社会严重的两极分化都会继续存在。在疫情期间举行选举是艰难的，心怀不满的落选者将挑战选举的合法性。拜登和民主党要面对巨额债务和共和党的顽固抵抗。经过多年的折腾，华盛顿的政府部门和国际机构变得虚弱和摇摇欲坠，如果有可能的话，重建它们将需要数年时间。随着疫情最难熬、最紧迫的阶段过去，世界正进入更漫长的疫情持久战。它最终会走出来，有些国家步伐会比其他国家快。剧烈的全球动荡不太可能发生，之前的危机表明，民主、资本主义和美国有能力实现转型，适应新的形势，世人期待着他们再一次创造奇迹。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world/2020-06-09/pandemic-and-political-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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