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革命的梁启超与反革命的梁启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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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年前的今天，著名的戊戌变法正式开始，虽然在仅仅103天之后就以失败告终，但它直接开启了影响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另外两起大事件---清末立宪和辛亥革命。在这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梁启超是一个关键性人物，但同时，他也是毁誉参半的人物之一。如何评价梁启超的种种“事功”？如何看待看似矛盾的梁启超？思想酷为此请到著名近代史学者、梁启超研究专家解玺璋先生，针对如上问题，请解老师进行了答疑解惑。今天为您分享这篇私人请教记录（4109字，阅读约需10分钟）。对此话题感兴趣的朋友 ，还可关注文末推荐的解玺璋先生亲笔签名版《君主立宪之殇》及解先生导读并亲自校订的《梁启超家书》，可以更加深入地予以了解。交流、转载、投稿及合作，请联系微信caiyunpeng789或18910623426，为了我们走得更远，请尽快关注这两个号码！探讨更多真问题，欢迎您在淘宝选择店铺搜索“先知书店”。想每天读到同类好文，请关注思想酷。
革命的梁启超与反革命的梁启超
思想酷丨原创·首发
一百多年前，身处同一个时代，同样是被迫打开国门，为什么日本能够通过明治维新，最终建立君主立宪政体，而清末“自改革”的努力，却以一场令人唏嘘的失败而告终？
在参与这场改革的众多人物中间，大名鼎鼎、众说纷纭的梁启超，又到底是扮演了怎样的一种角色？
很多读者都非常关注这几个问题，然而，内中很多细情都隔着重重烟幕，一百多年来，各种对戊戌变法的解读层出不穷，甚至彼此相悖，让人如陷五里雾中。
要比较清晰地回答这些问题，解玺璋老师，是最合适的人选之一。
著名文化评论家解玺璋先生自大学时代起开始研究梁启超，至今已逾30年，他所著的《君主立宪之殇——梁启超和他的“自改革”》，对梁启超与清末政府的自改革进行了至今最为透彻的分析。戊戌变法119周年之际，我们有幸邀请到解老师来到先知书店为读者签书，签书之余，书店编辑那兰向解老师请教了个人在阅读《君主立宪之殇》这本书过程中的一些疑惑，现分享给朋友们。
哪些因素导致了清末立宪的失败？
那兰：您在这本书（注：指《君主立宪之殇——梁启超和他的“自改革”》。下同）中说，梁启超以及其他积极介绍西方政治制度的先驱对改革的探索，始终没有脱离中国独特的现实语境。中国的现实语境究竟独特在哪里？
解玺璋：所谓当时的“现实语境”，简单说就是异族统治。英国和日本进行君主立宪改革，都没有遇到这个问题。但在中国，民族革命和政治革命交叉在一起，使之成为一道迈不过去的坎。
其实，大部分人---除了同盟会那一小部分人，都倾向于君主立宪。但几个特殊因素导致君主立宪没能实现。
首先，慈禧和光绪去世后，新上台的满清贵族政治经验不足。如果慈禧还活着，清朝不至于垮得这么快，君主立宪就有可能实现。因为慈禧的政治经验，要比后面这些年轻人强得多。
当时，德国和日本给清朝统治者的建议，是要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而载沣当上摄政王后，是先把军权抓在手里，自己作了大元帅，两个弟弟则分别作了海军和陆军统帅。三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把整个国家的军权抓在手里，这种权力分配立刻和各省督抚发生了矛盾，导致逐渐失去了汉族官僚的支持。
清末从曾国藩之后，很大一部分军权都在督抚手里。很多总督比如李鸿章和张之洞，甚至统揽一地军政大权。这是一群可以左右中国政局的人。这个群体本来很维护清朝统治，可慈禧去世后，贵族急于揽权，组建所谓皇族内阁，把大家都得罪了。
再从立宪派角度看。立宪派主要由官绅阶层组成，这个群体本来也倾向于保留君主，寄希望于渐近的立宪改革，但贵族的种种行为表明他们毫无诚意，立宪派也因此，逐渐走向了朝廷的对立面。
此外，还有客观因素的影响。中国当时外有压迫，内部经济形势也非常不好，盛宣怀又搞铁路国有化，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
上述种种因素综合起来，使得满清贵族统治完全失去了人心，也使其最后被暴力推翻，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
政治革命要一步一步来
那兰：客观地说，您认为君主立宪制与民主共和，哪一个更适合当时的中国？梁启超的立宪梦，在当时有没有实现的可能性？
解玺璋：当时如果搞君主立宪，局势可能会更稳定一点。民国以后出现的乱象，军阀混战、各省地方势力坐大、中央权威萎缩，都和这个有关系。我们这么多年搞政治革命也好，民族革命也好，都希望一步到位，现在依然如此。但实际上不能这样，必须一步一步来。你看英国的历史、美国的历史，都经历了很长的过程。美国的宪法修正案那么多条，体现的就是四个字---逐渐完善。老想着全盘解决问题，结果什么也解决不了。
尤其是，从根本来说，中国民众的条件也并不适合一下子去搞共和。梁启超考察美国之后，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他认为中国人和美国人的差距很大，主要表现在民众自我管理的能力上。美国是一个自下而上的社会，由一层一层的公民自治组织组成。而我们长期以来是中央集权国家，缺少自治传统。不是没有地方自治，但这种自治建立在宗法结构之上，以血缘为纽带，实行家长制，情大于法，无法适应现代社会。
梁启超在考察旧金山的华人组织时还发现两个问题。在中国人中间，如果权威很强势，就会变成一言堂，如果权威很软弱，群体又会一盘散沙，没有制度约束，你一句我一句什么事情也做不了。美国人却不同，他们有新教传统，奉行的是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可以靠协商而不是靠权威来解决问题。
梁启超和著名军事理论家蒋百里，后来对此有过争论。蒋百里认为可以先推翻现有制度，再培养公民意识。梁启超认为不妥，中国人没有公共意识，只有自家意识或者自己存在的意识，到社会上无法与陌生人建立一种正常关系。这是中国面临的最大困难。这个问题不解决，议会、选举都无法进行。因此，首先还是要“新民”。但要完成“新民”的任务，需要很长时间。
梁启超看待法国革命的态度
那兰：您在书中写到，梁启超反对暴力革命，害怕造成大面积流血和牺牲。而我们知道，法国大革命一爆发，英国政治家柏克也批评法国大革命过于激进。在您看来，他们两个的观点是否有相似之处？
解玺璋：梁启超看待法国大革命发生过一个很大的转折。他刚到日本时，戊戌变法刚失败，加上谭嗣同等人被杀，他的情绪偏于急躁，此时恰好又读到一些卢梭的书，所以这时的他倾向革命，甚至想和孙中山合作。
当时他和康有为也产生了分歧。康有为是一直认为法国大革命不可取的，大革命后的近80年动荡不安，牺牲了成千上万人，他认为代价太大。社会进步以这么大代价来换，还算什么进步？康有为的思想已经很成熟了，而且偏于稳健，而此时的梁启超还是太年轻。
不过，梁启超的思想很容易变化，这源自他很容易接受新的东西，也敢于否定自己。他去美国之后，很快转变了想法，认识到了法国式的革命并不可取。
梁启超的“新民说”与现代的“公民意识”
那兰：梁启超主张“新民”是立宪当务之急，而在“新民”的任务当中，又以“公德”培养最为重要。他所提出的“新民”和“公德”，与我们现在所说的“公民意识”有没有共同之处？
解玺璋：很相似。梁启超提出的很多新国民应该具备的素养，我们到现在都还不具备。比如说社区管理，很多人都不热心，觉得无所谓。村民选举则变成了村民内部的贿选。看看现在村民选举和社区管理的情况，就知道我们距离民主还很远。
那兰：能不能说，由于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本身缺乏民主的观念，导致现在民主意识的普及举步维艰？
解玺璋：远因可以说是这个。但近一百年来还有其他许多原因，导致人们厌恶政治，这个影响也非常坏。
我们现在每年都会搞普选，但大家觉得这是操纵出来的，不具实际意义，许多人觉得有没有都无所谓。权利不落实，导致人民对权利失去兴趣。这个问题造成的伤害特别大。国家什么都管，管得很细，导致人民没有意识操心公共事务。再加上不断的各种“运动”，大家可能都觉得自身离政治越远越好。
那兰：现在要扭转这种局面，您觉得可以从哪些角度出发？
解玺璋：现在有很多社团组织，无论做什么具体的事情，都有助于公民自治能力培养，我特别在意这些组织的发展。政府没有介入、民间自发组织的这种社团，对民众是一种训练。这个过程中可以慢慢养成一种自己管理自己的习惯，培养出对集体、对社会的热情和责任。我觉得现在又到了一个很关键的地方了，千万不能再着急了。这个过程可能会很漫长，甚至会比当年梁启超估计的30年还要长，但历史不能像压缩饼干一样，而只能一步一步来。
梁启超当年提出，中国面临的问题是“民力薄弱，民智愚昧，民德未兴”。所以，梁启超强调先要开民智、兴民德，最后才能解放民力。现在最主要的工作依然是开民智，我们需要二次思想解放。第一次思想解放是从计划经济体制中解放出来。现在还面临很多思想的束缚，可能比“计划体制”的束缚更内在。
那兰：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形，当时梁启超提出的“民智未开”，反而变成满清王朝限制民主、剥夺民众权利的借口？
解玺璋：这是有可能的，但这是我们想放慢脚步所必须承担的代价。不过要注意，放慢脚步并不是放弃争取，只不过争取方式不同了。我非常欣赏当年李慎之先生的一句话，“宁可十年不将军，不可一日不拱卒。”我们要做每天拱卒的工作，我写文章、写书都是在“拱卒”。如果我们每天都做这个工作，社会就会不断地进步。
那兰：我们现在谈的“公民意识培养”，会不会依然陷入那个老的困境，就是只局限在知识分子层面？
解玺璋：应该不会。整体上看，国民的文化水平已经提高不少，至少每个人都有阅读能力。尽管我们在表达时仍会面临一些阻碍，但有些话不能别人不让说你就不说，而要采取一种变通方式。做出版、做媒体都是在做这个工作。我相信现在的媒体人、出版人，都在利用自己的工作，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我相信，这些微小的努力，对我们会有好处的。现在最关键的是不能急躁，中国最近的一百年就是被急躁给害了。梁启超晚年也开始反思这个问题，他到大学里讲课就是这个原因。但可惜，中国历史不给他机会，很快，又一轮革命的浪潮席卷了中国。
梁启超对中国“革命”的贡献
那兰：胡适评价梁启超为“吾国革命第一大功臣”，您怎么看这个评价？
解玺璋：从胡适评价的角度来说，这是没有问题的。实际上，不止胡适这样认为，严复和康有为也这样说。梁启超太能鼓动人心了，后来社会出现的种种问题也好，社会的各种推进也好，都可以归结到梁启超这里。
辛亥革命前夕，保皇会内部出现一些反对康有为的人，康有为认为，这都是梁启超“鼓吹自由”的结果。虽然后来从美国回来后，梁启超放弃了此前的观点，但他之前写的文章都在，别人读了依然会受到影响。
严复也说，梁启超写文章鼓动大家暗杀，大家就觉得暗杀有道理；鼓动大家造反，大家就觉得造反有道理，就是因为他文章写得太好，太会煽动群众。
清末立宪时，梁启超虽然没有回国，但是立宪派实际上也是将他的理论当做了指导。而在清末最后几年，虽然梁启超已经不再支持革命，但他此前对清政府的攻击，又给革命党提供了炮弹。《新民丛报》和《民报》论战时，他就很为难---对清政府，他是一种恨铁不成钢的心情，但有时他也同意革命党对清政府的攻击。只不过，他不同意革命党实现目标的方式。梁启超后来也反思，他之前对清政府的攻击太不留余地了。
结
语
无论是支持革命还是倡导立宪，梁启超的出发点都是国家要富强，只要国家能富强，他并不介意采用哪种形式。某种程度来说，梁启超是一位中国传统的士大夫，和康有为一样，都有一种天下观，认为朝廷不重要，唯有“天下”重要，比如康、梁办《时务报》的时候，就不用大清年号，不承认清朝的正统，而用孔子纪年。这就导致许多更为保守的士大夫，无法接受康梁，很多人弹劾他们的理由，就是康梁“保中国不保大清”。但以现在的目光来看，这正是梁启超思想最深刻之处。
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四种力量的纠缠与争斗
“年轻皇帝+知识分子”
发动的改革为什么会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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