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法大的“政法学人”
法治周末记者 武杰
北京政法学院国家法教研室教师合影（约摄于1963年）。其中有钱端升(前排左三)、严景耀(前排右二)、廉希圣(后排右三)等法大名师。
5月3日，在中国政法大学65周年校庆前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来到中国政法大学考察。在校史展厅里，习近平会见了张晋藩、廉希圣、李德顺、王卫国、卞建林等几位资深教授。他们或为学术奠基人，或参与了重要法律的制定，或在学术研究中有重要建树。
习近平在考察时强调，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一项长期而重大的历史任务，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为指导，立德树人，德法兼修，培养大批高素质法治人才。
这也是中国政法大学自1952年成立以来的使命——“经国纬政、法泽天下”。从北京政法学院到中国政法大学，虽然法大的建校历史并不长，但是却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法律人才，积极推进国家法治建设和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
学院路上的“袖珍大学”
“小而美”是法大人对校园的总结，相比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这些每天参观者络绎不绝的高校，远在北京昌平的中国政法大学校区显得有些冷清。今年5月16日是中国政法大学建校65周年，门口的花坛上，“校庆65”四个金色大字静静地诉说着这所政法学府的历史。
在逸夫楼一楼的校史展厅里，吃完午餐的学生们站在一张张老照片、一份份文献前，重新认识已经学习生活过多年的法大。1952年，毛泽东亲笔题写了“北京政法学院”校名，周恩来签发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令，任命著名法学家、政治学家钱端升为学院院长……一所以法学教育为特色的高等学府诞生了。
当年，国家进行院系调整，以便适应新形势下的需要。教育部贯彻中央“对政法财经各院系采取适当集中，大力整顿”的指示，按照“每大区如有条件具备时得单独设立一所政法院校”的原则，决定建立北京政法学院。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4所院校的部分院系合组建成北京政法学院。从四校过来的人员，除了学生之外，还包括钱端升、费青、芮沐、楼邦彦、龚祥瑞、吴恩裕、潘汉典、严景耀、雷洁琼、曾炳均等学者、教授45人。
今天的法大老师为了上课常常奔波于位于北京海淀区的学院路校区和昌平校区，学生们为了心仪的讲座也常常在两地间来往，但许多人都未曾了解，北京政法学院最初的校舍，坐落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北大红楼。
当时，北京政法学院与北京大学、中央财经学院三校共用沙滩校区。在“教学设备不全，物资匮乏，尤其是师资短缺”的艰苦条件下，北京政法学院的首批学员于1952年11月13日正式上课了，包括一年制调干生、两年制专科生和本科生。
直到1954年，位于海淀区学院路的新校舍全部竣工，北京政法学院才有了自己的家。当时的北京西北郊周围是大片的庄稼、荒地和坟丘。和后来在这里建成的八大学院相比，规模颇小的北京政法学院一直被称为学院路上的“袖珍大学”，时至今日，中国政法大学的校园依旧局促。
即使在这样的校园里，中国政法大学依旧不断为国家法治建设贡献着力量，培养出一批批共和国需要的政法人才。从1954年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起草，到《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颁布，再到《反分裂国家法》《民法总则》的论证、探讨、通过，国家每一部重要法律的诞生和实施，几乎都闪现着法大人的身影。
在65周年的校史展上，无论是咨政建言、参与立法、为党和国家领导人集体学习授课，还是入选“全国杰出资深法学家”等，都能看到中国政法大学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卓越发展。
而这其中自然还有许许多多在中国政法大学呕心沥血的先贤前辈，正如中国政法大学校长黄进所言，北京政法学院创立初期的钱端升、雷洁琼、严景耀、费青等老一辈创业者，和中国政法大学创立后的开拓者刘复之、江平、陈光中、张晋藩等前辈，就是中国政法大学发展史上的一座座里程碑。
雷洁琼、严景耀、楼邦彦、芮沐
四教授上讲台
1952年8月，时任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的钱端升开始筹建北京政法学院，他将北京大学的法律系、政治系，清华大学的政治系，燕京大学的政治系以及辅仁大学的社会学系社会民政专业抽调出来组成北京政法学院，并从北京大学和华北人民革命大学调来了一批行政人员参与学校管理。钱端升随着北大法学院法律系落户北京政法学院，成为该学院的第一任院长。在校史展厅的玻璃保护罩里，由毛泽东签署的任命状完整地保存下来，上面盖有红色的“中华人名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之印”。
为了纪念这位创校校长，中国政法大学于2007年设立了“钱端升法学研究成果奖”。近日，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也借中国政法大学建校65周年之际，出版了《钱端升全集》，收录了钱端升先生毕生的学术成果与文献资料，包括如《法国的政治组织》《德国的政府》《法国的政府》《比较宪法》(合著)《民国政制史》(合著)《战后世界之改造》等学术专著。
当初北京政法学院成立的时候，从四校调过来的教师，不少曾是民国时代著名的法学家、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但是从旧社会大学来的“旧知识分子”，并不能继续从事教学工作，大部分只能在研究组工作或者从事翻译工作，只有雷洁琼、严景耀、楼邦彦、芮沐4名教授能够走上讲台，其中雷洁琼讲授婚姻法，严景耀讲国家与法的理论，芮沐讲经济建设，楼邦彦讲国家法。钱端升、雷洁琼、严景耀、费青还有行政职务。
钱端升虽有行政职务，但院系调整后，作为一门学科的政治学被取消了，他的研究工作也只得就此中断了。其余的教师则只能在研究室里进行思想改造，改造完成后才能上台讲课。
如今，在中国政法大学的会议室的墙上挂着两张照片，一张是身着西装、一脸笑意的老校长钱端升，另一张则是同样笑意满盈的雷洁琼，她曾担任北京政法学院的常务副院长。
雷洁琼是社会活动家，担任过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务，也曾参与抗日救亡运动、出席开国大典，但是关于她和丈夫严景耀在北京政法学院的经历，却并不多见。
1924年，19岁的雷洁琼没有遵照父亲的愿望学习美术、医学和法律，而是选择了赴美国南加州大学攻读社会学。多年后，她对此的解释是，中国贫弱，社会弊病太多，社会学可以寻求医治中国问题之良方，探索救国救民之途径。
但是在北京政法学院，不能讲授社会学课的雷洁琼成为婚姻法课的老师，严景耀也不能像在北京大学的时候一样继续搞犯罪学和监狱学研究，转而讲国家法、资产阶级宪法。
廉希圣，现在是中国政法大学宪法学教授。1954年，廉希圣从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政法学院国家法教研室，和严景耀在一起工作。据廉希圣回忆：“那时候我们刚来，也就是20多岁，不懂怎么教课、怎么做学问，严景耀、吴恩裕老教授给我们讲做学问当从搜集资料、整理资料开始，然后怎么利用资料，用他们的话说就是，当老师不做无米之炊。他们都是这样老老实实做学问的，但每个人又都有自己的一些独特做法。”
1970年年底，北京政法学院被宣布撤销。1971年，雷洁琼、严景耀夫妇一同到农村去锻炼。直到1972年雷洁琼被周恩来亲自点名调回了北京。此时，雷洁琼工作、生活了近20年的北京政法学院已经不复存在，仍坚持教学的雷洁琼和丈夫严景耀便调到了北京大学，结束了在北京政法学院的岁月。
开创法学教育新纪元的
“导师组”教学计划
在北京政法学院建校初期，从北大、清华、燕京、辅仁四校调来的教授中，有四位曾被合称为“北京政法学院四大教授”。这“四大教授”分别是北京大学教授吴恩裕、清华大学教授曾炳钧、燕京大学社会学教授严景耀和辅仁大学教授戴克光。
据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法大凝眸：老照片背后的故事》记载，这四位教授有许多共同之处。首先，他们都生于20世纪初期，早期都毕业于国内名校，并出国留学，为以后的学术研究打下了深厚的根基。被调入北京政法学院时，四位先生也都在四五十岁左右，从教学和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说，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假若环境允许，必定能埋头于著书立说、开坛授徒。
其次，四位教授都是党外人士。其中，吴恩裕和曾炳钧是无党派，严景耀和戴克光则是中国民主促进会会员。在建国后的风风雨雨中，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的身份，使他们在历次运动中都是敏感人物。四位教授的专业在当时都属于“过时”的学科。1952年以后，政治学、社会学以及心理学、美学等专业都被取消，相关专业的教学和研究也在高等学校里销声匿迹。四位教授所学非政治学即社会学，来到北京政法学院之后，只能被迫停止原专业的教学和研究，转向其他学科。
吴恩裕被后人所知的是他对《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生平家世的研究，然而在此之前，他的老本行其实是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吴恩裕毕业于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师从英国著名的政治学家和政治活动家拉斯基教授。吴恩裕的博士学位论文《马克思的哲学、伦理和政治思想》，被拉斯基誉为“我迄今见到的最短的、最好的论文之一”。
院系调整之后，政治学被取消。1954年，吴恩裕转而研究红学。并在1978年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任研究员。但是吴恩裕每每与西方政治思想史同行交流，谈论最多的还是被迫放弃的政治学。
与吴恩裕、严景耀两位教授不同的是，曾炳钧和戴克光一直留在了北京政法学院。
曾炳钧在政治学被取消后，转而研究中国法制史。当时的北京政法学院处于初创时期，各个学科基本上没有教材，学生只能靠课堂上记笔记来学习。从1955年开始，学院开始组织力量编写讲义和教材。曾炳钧先生就曾全程参加彼时集体编写讲义，由他主编的《中国法制史》是北京政法学院成立以后公开印行的第一部教材。
1979年，中国政法大学复办，曾炳钧担任法制史专业导师组组长。那时他年事已高，被师生们尊称“曾公”。
相较而言，戴克光则已经很少被人提及。与吴恩裕一样，戴克光教授也曾就读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师从拉斯基。在北京政法学院期间，被定为三级教授。不幸的是，1977年，72岁的戴克光因突发脑溢血，抢救无效而与世长辞，并未像其他三位教授一样，留下更多著述。
复校的几年里，由于优秀教师的缺乏，中国政法大学创造性地提出了“导师组”的教学方法，从全国抽调70余名优秀法学学者组成导师组，担任学校的兼职教师，为研究生授课。据张晋藩回忆，王铁崖、韩德培、佟柔、孙国华、高铭暄、张国华、张懋等国内首屈一指学者的名字都在导师组的名单上。
自那以后，年逾七旬的北京大学教授王铁崖，便风雨无阻地坚持到学院路为这里的研究生上课。外地的老教授，如武汉大学的韩德培也开始往返于武汉和北京，以古稀之躯实践着这套开创了法学教育新纪元的“导师组”教学计划。
复办后的中国政法大学靠着“借来”的导师组，默默培养着新一代的法学人才，渐渐根繁叶茂。
法大新的中坚力量
在5月3日习近平接见的教授中，年龄最大的，便是张晋藩教授，已经87岁高龄。
张晋藩是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也是新中国法律史学的奠基人，他从1979年开始主编《中国法制通史》，历时19年。这部法律史学世纪之作，被西方誉为中国版的《查士丁尼法典》。
张晋藩也曾在1986年应邀为中央书记处讲授法律课。1996年、1998年两次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的委员们会讲授法律课。
曾经跟严景耀、吴恩裕做学问的廉希圣则是新中国第一代律师。1956年，24岁的廉希圣受司法部律师司指派到沈阳特别军事法庭为日本战犯做辩护人。此后，作为中国宪法界的历史亲历者和学界权威，廉希圣先后参与了1982年宪法的起草和两次宪法的修订工作。他还全程参加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起草和制定工作。
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李德顺、国际破产学会创始会员王卫国、中国第一位诉讼法学博士卞建林以及聆听习总书记讲话的青年教师黄东、袁芳，也或者是坚守在课堂上上课的教师们，正是他们使得学生们提起法大精神、法大魂的时候，底气十足。
在中国政法大学的教学楼里有一块牌匾，上面写着“课比天大”。黄进校长说，“课比天大”是中国政法大学的教学理念和对教师职业操守的要求。从北京政法学院到中国政法大学，“课比天大”，一批又一批的法学大家、教授在躬身实践着这一理念，为中国法治事业建设培育了一批又一批“高素质法治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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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整理：李含 王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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