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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瀾昌:香港改革可能比23條立法更難, 先從效率入手 |中環一筆

劉瀾昌 獨家 2024年09月03日 0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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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中央的多番督促,香港的改革終於在精英層開始討論,但是,似乎疑惑,責疑,膽怯,彷徨,畏縮,更多於勇往直前加務實求真的研究。總之,不能不想起的總設計師鄧小平那句名言:不改革死路一條。中國改革開放之艱難,不是領航者的決心、勇氣和摸著石頭過河,中國的經濟規模哪能有今天世界第二的地位。相比之下,也不能小看香港改革的難度,筆者思考,也許比基本法23條立法更加困難。那是因為23條立法的阻力在反中亂港勢力,在對手,而香港改革的阻力在內部,在自己人之中。自己人不想改,自己人的利益被觸及,怎可能輕易改變呢?




當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專門在北京召見特區政府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明確說:「改革開放是當代中國大踏步趕上時代的重要法寶,對於面臨內外環境深刻變化的香港來說,同樣要識變、應變、求變,通過改革實現更好發展」。似乎,那時說完就完了,一石沒有掀起千層浪。中央再派三中全會精神宣講團來港,講到國安法和23條立法也屬於改革範疇,不過,這也是「啟發思考」,真正為何香港需要改革,改什麼,怎麼改,也還沒有清晰指引。但是,政府高層和輿論界總算動起來了。


筆者想,最能鞭策香港改革的恐怕是深圳。如果不是深圳如此高速發展,不但GDP在國家前列,而且在新質生產力領域也佔在第一梯隊,華為、比亞迪、大疆、騰訊等世界級企業的規模早就使香港的地產商望塵莫及。同時,香港廣大市民也在用腳投票,用到內地消費的浪潮督促香港改進。其實,這正是回答了懷疑香港改革論者的根本問題。那就是,香港改革不是要改掉「一國兩制」,不是要香港「內地化」,而是要改得「一國兩制」更加完善,把不適應香港特區在「一國兩制」下更快更好發展原有的支柱生產力以及需要新發展的優質生產力的各種障礙去掉。


用「一國兩制」做擋箭牌來反對香港改革,是不對的。香港應該有一個正確的判斷,「一國兩制」是發揮香港原有優勢的最好政治經濟制度模式,這一模式得到回歸27年的歷史所證明。然而,回歸以來的實踐也證明,港英政府留下來的制度也出現了許許多多與時代發展不適應的問題,這些問題不通過改革去完善,那麼只能拖了香港新生產力發展的後腿。例如,香港工程的效率問題,為什麼新界一條23公里的普通公路,要15年才能完工?而鄰居深圳連接中山世界級的跨珠江大橋,七年就落成通車。如此制度上的問題,市民們都可以隨手拈來。不改,是不行的了。


改革必然觸及既得利益固化的藩籬,所以,改革必然是自上而下。香港政府不動,市民再呼喊,精英再跺腳,也只能是干著急。目前,香港改革問題,中央已提出來了,中央高瞻遠矚,非常清楚香港繼續發展的障礙在哪裏,非常明確只有通過改革,港澳的制度優勢才能發揮。事實上,中央對港澳的頂層設計一直是明確的,例如,澳門必須多元化發展,不能單靠博彩業,不行就換人做做;香港23條立法必須做,做不了的就換人做,改革恐怕也是這樣。


事實上,任何改革要真正實施則必須由這個社會的公權力領導,自上而下的推行。社會上任何改革的訴求、願望、良方、對策,最後有可能實施,都必然是先匯總到高層;而高層,也必然站得高看得遠,對於下面的看法建議,去偽存真,去蕪取精,從樹木到樹林,定出適切可行具操作性的改革方案。而決策之後,還要實施,推進,檢驗,改善。一句話,香港政府不動,改革只是空話。


筆者認為,香港回歸27年以來,隨著國際大變局加速演進,內地發展一日千里,尤其是新質生產力在全球處於領先地位,香港的結構性矛盾更加突出。筆者認為,其中,影響最大的有三個方面。第一,貧富矛盾不但沒有緩解反而有激化的趨勢,筆者一直認為,香港許多政治問題是由此派生。第二,新的經濟增長點遲遲未能出現,金融、航運和貿易三大傳統優勢,遇到來自內外方面,以及政治和經濟等方面的挑戰。與此同時,新質生產力包括各種創科產業還處於謀劃啟動階段。尤其,因為鄰居深圳的高速發展帶來的「虹吸現象」,使到投資者心大心細,不知香港是否真有發展高技術大投資產業的可能。第三,可能也是最值得政府重視的問題:高薪低效。香港公務員的薪酬,可以說是高冠全球,比最發達的美國還要高很多,然而效率真的不敢恭維,不要說和深圳比較,就是自己比自己也退步了。


其實,三大結構性矛盾就決定香港改革的必然性和方向。然而,誰都知道,改革就是打破舊的制度,舊的模式,舊的軌道,建立新的制度,新的模式,新的軌道。新與舊,必然有一場博弈,新的未必能贏,舊的不一定輸。博弈的實質,會涉及各種利益,所以往往博弈的激烈超出「自己友」內部矛盾的想象,甚至演化為對抗性。所以,筆者思考,香港改革可能更難於23條立法。當國安法規範了,反中亂港分子土崩瓦解,23條說立就立了。


但是,香港改革始終是內部矛盾,內地改革有兩條經驗值得學習,第一,先立後破,第二,通過發展彌補差距。相信,公務員的高薪低能問題,降薪使不得只能提效;而香港政府真要動起改革,第一步,極大提高效率,相信是一個重要突破口,既較少觸及既得利益又容易見效,贏得市民支持。



本文作者:劉瀾昌


(作者是香港資深傳媒工作者,時事評論員。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學士、碩士和博士。曾任職香港《開放雜誌》、《經濟日報》、《星島日報》、《蘋果日報》、鳳凰衛視、亞洲電視等媒體;策劃制作《解密百年香港》等電視特輯;主持政論節目《把酒當歌》。著有《香港一國兩制下的新聞生態》、《aTv絕密文件》等。)



(圖片来源於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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