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湘：我们找到了吗？我们迷失了吗？我不知道答案

从东方走到西方，他们给你驮来了你希望的东西。

——古突厥人《商人赞》

二十年多前的夏天，还是留学生的我从北京飞到了美国南方的德州，满怀着对新大陆的希冀。十多年前的夏天，我们决定离开德州。那是个艰难的决定。德州就像一件老旧的袄子，穿得越久，越难脱下。然而我们终于还是告别了德州，告别了蓝莹莹的散发着淡淡清香的德州矢车菊，告别了德州的老友们。

从德州搬到加州没多久，我的朋友索菲卡在公司内部发信给我说她被裁员了，这是她上班最后一天，我忙安慰她，没想到她倒不是那么颓丧：“没事的，这一定不是最糟糕的安排。”我一下子想起了她几年前说的话，我说是的，肯定不是。

我和索菲卡是在公司的一个演讲俱乐部认识的，我那时很积极地想提高自己的英语口语表达能力，索菲卡大概也是同样的想法。她也是移民，英语说得比我好，但还是有口音，她来自克罗地亚。“你知道，就是九二年波黑战争发生的地方。”我知道那个地方，飘摇在巴尔干半岛上，小时候学世界历史知道那是欧洲的火药桶，两次世界大战都是从那点燃的，而那个地方，也是丝绸之路欧洲大陆的一站。

索菲卡样子好看，鼻子高高，眼睛是绿色的，猫眼石一般晶莹，可是她好像总是不太笑的。我和她熟悉以后，有一次她讲起了她的故事，原来她是以战争难民的身份移民到美国的。波黑战争期间，飞机轰炸，把她的父亲和弟弟炸死了，“我整天哭，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最糟糕的事情会发生在我的身上！”但是没过多久她儿子的一条腿在战火中被炸断了。她傻了，终于醒悟到原来天下的事情没有最糟糕的，只有更糟糕的。她不再怨天尤人，想尽一切办法办了战争难民签证，移民到了美国。“那时候，我们在欧洲很多地方呆过，四处流离，惶惶终日，住的都是临时住所，条件恶劣极了，儿子又是残废。”但是她心里希望的光一直在亮着。一家人辗转到了美国，儿子装上了假肢，还上了大学。

我去过她家，桌子上摆着克罗地亚的珊瑚类饰品，茶几上站着橄榄木雕的小动物，到处都是来自那个国度的痕迹。最引人注目的是客厅正墙上的一幅摄影作品，美丽的海，无边无涯的蓝，无与伦比的蓝，深邃却又通透，一旁是高高耸起陡峭险峻的山峰，海水簇拥着，碰到岩石的地方，激起一片片银白。“真好看。”我说，“真希望有机会去看看。”“你一定要去的！”她很兴奋，“那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

 “比意大利还美吗？”我知道丝绸之路的终点是意大利，那里有水上之城威尼斯，有比萨斜塔，有庞贝古城，还有到过东方的马可波罗。我也知道克罗地亚和意大利隔海相望，在亚德里亚海的东西两侧。“当然。亚德里亚海靠巴尔干半岛的这一边有海洋，有高山，又险峻又美丽，而意大利那边只是平原。”她骄傲地说，“可惜，那么美的地方回不去了。”她的脸上又有了一丝小小的忧愁，“回不去了。” 我看着那幅摄影，想起了家乡清峻而绵延的山，到了春天，满山满野的杜鹃花开了，团团簇簇，红云一般铺满了一个个山丘，把黛青的山挑染成玫红色的海。那也是我心目中最美的地方，那山脚下潺潺的溪流，千万次在我心里流淌。然而我亦深知，那也是一个回不去的地方。

又过了几年，我要搬到加州去了。“我们常联系啊，”她说。我说好，我们拥抱了对方，满怀着对明天的希冀和祝福。那是个初夏的下午，路边的矢车菊已然开败，我到她办公室匆匆驻足就告辞了。我记起她说过的回不去了，心里的惆怅像矢车菊一样蔓延，德州，我的第二故乡，也会一如远在太平洋那一端的故乡，成为又一个回不去的地方吗？

我到加州在公司内部换了一个部门，汤米是我的部门项目经理，属于管事不管人的一个职位。他和我年纪相仿，中等身量，眼睛有些深陷，头上的发际线很高。“再过几年恐怕就没头发了。”他有一次吃饭的时候开玩笑说。IT行业最显著的特点就是第一代移民的员工多，哪个国家的都有，尤其以亚洲和东欧的居多。我们这些移民员工到了中午会聚在一起吃饭。汤米喜欢带Pho，一种越南米线，一盆是牛肉清汤，一盆是透明的细细的米线，他把两个盆子放到微波炉里加热之后混在一起，稍微搅拌一下，再放上九层塔的叶子，香气袭人，看着就让人馋。汤米是越南人。他一开口大家就知道他是越南人---他的英语带着浓浓的越南口音，尾音拖得很长。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一开口就都知道来自何方了。中国的，印度的，韩国的，还是伊朗的，或者是俄国的，一开口就知，我们的英语口语都带着来自母语的或深或浅的烙印。

有一次周末我在Homedepot买东西的时候见到一个人像极了汤米，中等个子，头发也是稀疏。我很高兴地跑上去冲着那人的背影喊了好几声，那个人却是毫无反应。我纳闷极了，周一的时候问汤米是怎么回事。“啊，那一定是我的双胞胎弟弟。”他说。我这才知道他还有一个双胞胎弟弟。“他自己开了一个小餐馆。我们两个性格不太像的。”汤米那日兴致高，说起了他们的故事。原来他们都是越战中从南越移民到美国的——也是以战争难民的身份。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他们一家四口都在越南，他父亲是南越政府官员，越战结束后，他们处境很糟糕，想要离开越南。但是他们很多次试图偷渡到马来西亚都失败了。有一次是船只中途被发现，他们被押送回越南，进了监狱。还有一次是天气太恶劣，遇到暴风雨，他们的船只走了一半，迷失方向，绕来绕去，又回到了西贡。“一共试了二十次。”他说，他的父亲是个坚韧的人，心里的希望之火一直倔强地燃着。最后一次偷渡的船只上挤满了人，根本没有位置了。他的父母亲硬是把只有十二岁的他推到了船上，要他到了马来西亚的难民营再申请去美国。“你先去，我们随后来。”他的父亲说，他的母亲眼里都是泪，什么都没有说。“她一直在哭，弟弟也在哭。”他说。

“他们怎么放得下心？”我问，眼睛有些湿。“没有办法的办法，能出去一个是一个。要是待在越南就一点希望都没有了。”他说，陷入了对往事的回忆。他一个人在马来西亚的难民营待了十个月，住在难民营的平房里。每一个平房里睡通铺睡着二十来号人。什么都要抢，吃饭尤其如此，稍微慢一点就没有吃的。夏天热得要死，蚊子特别毒， 房子也没有空调，一屋子的溽热和臭气。这都还罢了，最难以忍受的是总是被人欺负，被人打骂，因为他是孤身一人。“所以我从小就学会了打人，不要命地打人。只能自己凶一点，不然就会被别人打死。”我好像有点明白他为什么会那么执拗，会在电话上和产品经理争得面红耳赤，一点也不退让。后来他申请到了美国，再后来他的父母亲和弟弟几经周折也终于到了美国。“比起来我们真的很幸运了。很多人在偷渡的时候葬身大海，有些船只遇到海盗，有些迷了路，没有水和粮食的供给，整船人都死了。还有一条船到了马来西亚，不让靠岸，因为那时候马来西亚政府不敢收留难民，只好又返回越南。最惨的是有一次他们开枪打死了很多冒险涉水上岸的越南难民。”我听得目瞪口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还是个中学生，坐在有很多明亮窗户的教室里上课。教历史的老师讲到海上丝绸之路，提到越南，也提到马来西亚，那些都是丝路途经之国。

“现在还常回越南吗？”我问。“不常回了。我五年前回去过一次。”他说，喝了一口牛肉汤，“越南还是很落后，可是那里的东西是最好吃的。”他的眼睛发亮。我知道他的孩子也都在学越南语，到了春节他会特意请假庆祝这个节日，他的妻子也是越南人，会穿上漂亮的越南旗袍。而他的老父老母都不太会说英语，只能收看越南语的电视。“他们总想回越南，可是，那个地方他们已经回不去了。”他有些黯然。是的，回不去了，我默默地点头。

我居住的南加州移民众多，不同的种族又都喜欢聚居在一个地方。小西贡那边是越南移民聚集的地方，尔湾这边是中国人，中东人也很多，伊朗的，伊拉克的，埃及的，都有。我的一个邻居是叙利亚人，有时候隔着落地的窗户，我会看到他全身匍匐在地上做祷告。我的健身教练是个土耳其人，五十多岁了，身段柔软得像一个窈窕少女，有一次我问起去土耳其旅游安全吗？“还好还好。”她说，“那里有世界上最美的风景。”

我有时去小西贡越南人开的杂货店买菜，海鲜和肉类实在是太便宜了，又便宜又新鲜。店子里有时候播放着我知道的中国歌曲，却是用越南语唱的，熟悉又陌生，似曾相识，飞来的却不是家乡屋檐下俊俏的燕子。这样的感觉真是有些新奇。我也常去伊朗人开的店子买一种薄薄的大张的饼，有些像新疆的馕，不过没那么厚，刚出炉的，上面还洒满了芝麻，咬一口又脆又香。他们的牛羊肉都是放了血宰杀的，和美国超市不放血的肉食品比起来要新鲜，还少了一点腥味。店子里的伊朗员工是高鼻深目的美人，男的女的都美得不可方物，大概是因为东西混血的缘故。波斯人，我想起我们曾是这么称呼他们的。我知道他们有很多也是战争移民，在那些黑沉沉的夜里，美国像是一盏明灯，照亮了前行的路。他们终于辗转来到了这一片新大陆，也似乎都找到了一丝安稳，没有战火的现世的安稳。和我一样，他们在这里建起了一个小家，大概也和我一样，在某一个瞬间抬头看到天上或明或暗的云朵时，会想起千里之外的故乡，想起故乡和暖的春风和故乡照水的弯月。

我记起中学时上历史课的时候，胖胖的老师讲到丝绸之路，讲起丝路沿途经过的那些国家，我总觉得有些隔膜。那些遥远而陌生的名字，与少年的我像是一颗颗珠子，猫眼一般发出神秘的光泽。我从未想过，在过去的未来，现在的过去和现在的现在，我会因为那些来自陌生国度的子民或者是他们开设的店铺而触碰到那些神秘的珠宝，一颗又一颗，鲜活又具体，点亮了年少时那个历史老师在黑板上画下的那条丝绸之路。在那条古丝路上，曾有多少匹照夜白驼着人们的希望奋蹄飞奔。那八千里的路上飘着不一样的歌声，不一样的云彩，然而不管是哪个国度出来的人儿，都和我一样，从东方到西方，在这块新大陆上找寻我们希冀的东西。我们找到了吗？我们迷失了吗？我不知道答案，我只知道我们在这里终日奔波，在这里生儿育女，在这里放声歌唱，在这里低声啜泣，却一直一直把故土揣在心间，隔着千山万水，默默地却又无比清晰地深深念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