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时代的女儿乐黛云，生命应该燃烧起火焰，而不只是冒烟 | 二湘空间

01

父母启蒙，无可救药爱上文学

1927年，革命运动席卷中国，一位乐姓年轻人深感政治斗争残酷，结束在北大的学习后，他婉拒友人规劝，既不去南京，也不去武汉，决然回到了自己的出生地贵阳。

乐家是当地有名的富绅。四年前，他千里迢迢投考北大英文系。谁料，面试时，胡适说他的山城口音太重，没有录取他。一气之下，他租了一间公寓，旁听四年，且只听陈西滢和温源宁的课。“学成”归来后，他在贵阳一中教英文。穿洋装、办舞会、喝咖啡，和牧师交往，在当地人眼里，他是个地地道道的洋派人物。而他自己最得意的，则是娶了女子师范艺术系的校花为妻——他崇尚罗曼蒂克，温馨有爱的小家庭是他朝夕梦想的。

1931年1月，小家庭迎来新生命，取名乐黛云。因父亲向往西式教育，四岁时，乐黛云被送进一所天主教会学校，跟着修女学钢琴。外面世界风云变幻，群山环绕的贵阳却安宁祥和。唱着庄严圣洁的赞美诗，乐黛云童稚的心里，只有幸福和温暖。

童年时期的乐黛云

全面抗战打破了生活的宁静。随着逃难人群的涌入，贵阳街头陡然喧嚣起来。不久，学校疏散，乐家随贵阳一中撤离到十里外的农村。条件艰苦，父亲却不改浪漫。闲时，他带着一家人到山顶野餐。落日余晖下，乐黛云和弟弟在草地上打滚，摘野花。母亲用棕榈叶和青藤编织着小花篮，而父亲则用英文引吭高歌：“家，家，甜蜜的家；虽然没有好花园，春兰秋桂常飘香，虽然没有大厅堂，冬天温暖夏天凉……”

他们的生活如一首美丽恬静的牧歌，而父母，俨然以沈复、芸娘自况。由此，《浮生六记》也成了乐黛云的启蒙读物。因附近没有小学，父母兼做了老师，父亲教英语、算术，母亲教语文和写字。嫌小学课本过于枯燥无味，母亲便挑选一些浅显的文言文、易懂的散曲，或者自编短文，让她阅读和背诵。

其时，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标语随处可见，乐黛云还学会了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一位新来的美术老师成了家里的常客，天花板上，就藏着他带来的文件。一个漆黑的晚上，美术老师突然被警车带走。不久，父亲也被学校解聘，罪名是“与共产党分子往来”。

那是1941年，乐黛云十岁。

父亲失业后，全家无奈回到贵阳。祖父去世，家道中落，一家人只能挤在堂屋旁边的一间空屋里。多年后，乐黛云把艰难写进回忆：“母亲把父亲过去照相用作底片的玻璃洗得干干净净，一扎扎捆得整整齐齐，装了一篮子，拿到金沙坡，人家不愿买，说了很多好话才算卖了五毛钱。母亲和我真是一路滴着眼泪回家。”

很长一段时间，父亲萎靡不振。逆境中，母亲教导乐黛云，要奋发图强，将来出人头地。

生活正困顿时，突然柳暗花明——父亲的老同学正为刚成立不久的贵州大学招兵买马，于是，父亲被聘为英文系讲师。就这样，全家人来到贵州大学所在的花溪。在这个市郊小镇，父亲的快乐又回来了。乐黛云也是兴奋的，由于日机轰炸，贵阳女中也搬到了花溪，她有学可上了。

连年战乱，贵阳女中聚集了一批逃难来的优秀教师，乐黛云最喜欢的是教国文的朱桐仙。朱老师从不照本宣科，课本之外，经常给学生讲小说，英国作家托马斯·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讲了整整一学期，那是她丈夫翻译的。除此之外，还有《三剑客》《简·爱》等西方小说。

“这些美丽的故事深深吸引了我，几乎每天都等待以至渴望着上国文课。”文学吸引了乐黛云，她开始写散文，写诗，参加每一次国文比赛。在老师的鼓励之下，她无可救药地爱上了文学。乐黛云的阅读范围也越来越广，从希腊神话、武侠小说到张恨水的言情小说。初三时，她又迷上了俄国文学。读到屠格涅夫的《前夜》时，女主人公叶莲娜成为她的人生标杆。朦胧中，她在心底埋下了革命的种子。

革命为何物，乐黛云并不清楚，但是人间的不平，她已有体验。因父亲最怕和官府打交道，交房税、地税的事，都是派她去。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常常迷失在那些数不清的办公桌和根本弄不懂的复杂程序中，被那些高高在上的官儿们呼来喝去，以致失魂落魄”。对此，父亲安慰她：“就像去动物园，狮子老虎对你乱吼，你总不能也报之以乱吼吧！”对官僚，她既怕又恨，从此深恶痛绝。

她对革命的感受，来自表哥。抗战胜利后，表哥带着一帮同学从西南联大回来。他们讲闻一多，讲李公朴，讲到暗杀场面时，群情激愤。乐黛云听得目瞪口呆，“觉得自己过去简直白活了”。

那时，她已在贵州第十四中读高中。十四中的老师，不乏原来的大学教师、报刊文人，师资水平非常高。而身边的同学，也多是官家和有钱人家的子弟。抗战胜利后，朋友们有的回了原籍，有的去了北京、上海、南京。高三时，乐黛云暗下决心，一定要离开这群山封闭的高原之城。

02

被四所大学录取，瞒着父亲上北大

1948年，乐黛云高中毕业，因贵阳不设考点，她只身远赴重庆参加高考。她搭乘了一辆运货的大卡车，穿行在峭壁间，一路心惊胆战。西南地区的考场设在重庆沙坪坝中央大学旧址，学生已经放假回家，空荡荡的宿舍里臭虫肆虐。

顶着三十八九摄氏度的高温，乐黛云用二十天参加了三所大学的入学考试。因对西方文学的热爱，她填报的都是外文系。回到贵阳后才知道，学校已决定保送她去北京师范大学。不久，北京大学、中央大学、中央政治大学的录取通知也陆续寄到。不料，家里却因此掀起一场风波。

四所大学中，乐黛云选择了北大，她一心一意要参加革命，而北大是最革命、最开放的大学。对国民党必败，她深信不疑。然而父亲坚决反对。彼时的中国，战事还在继续，到处兵荒马乱，一个十七岁的女孩子出去乱闯，无异于跳入火坑。经过多次争吵、恳求，甚至以死相要挟，父亲通过对时局的判断，只勉强同意她去南京的中央大学。

这时，母亲悄悄支持了乐黛云，出发时，多给了她十块银圆，默许她到武汉后改道北上。

1948年秋天，乐黛云辗转来到武汉，找到了北京大学北上接待站。和北上学生一道，在颠簸的大卡车上，高唱着“你是灯塔，照亮着黎明前的海洋……”，她终于看到了古老的城楼。那一刻，“真觉得是来到了一个在梦中见过多次的自由的城”！

学生时代的乐黛云

意外的是，乐黛云被录取到了中文系。据说，中文系教授沈从文看了她的入学考试作文，觉得她“才诗并茂”，“不应该学外语，应该学中文，以充分发挥写作方面的才能”。

虽然阴差阳错来到中文系，但老师们博学高雅、气度非凡，乐黛云很快就被深深吸引。沈从文教国文，对学生的作文，他都是一字一句亲自修改。学生如果哪天得到他的夸奖，就像过节一样，好多天都难以忘怀。讲现代文学的废名先生，则全然不同，他是周作人的弟子，年轻时就推崇鲁迅，自称“比鲁迅还了解鲁迅”。讲课时，废名非常入神，他不管学生听还是不听，只沉浸在自己的遐想中。坐在第一排的乐黛云盯着他“古奇”的面容，仿佛产生了“说不清道不明的‘感应’和‘共鸣’”。

从不按部就班，也不墨守成规，乐黛云感受着自由的学术氛围。许多年后，这成为她治学的态度。

既喜欢读书，也惦记着革命，乐黛云加入党的外围组织，白天上课，晚上参加地下工作。深夜，月光下，她和一位地下党员打着手电筒校对革命宣传品，有时是绘制建筑物的方位图，传给解放军。年轻的心，感受着浪漫与激情。

1948年，乐黛云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前

不久，中国人民解放军兵临北平城下，校长胡适离开了北大。炮声中，课堂不再宁静，乐黛云参加了学生自治会，其任务之一就是劝说老师们相信共产党，不要去台湾。她的劝说对象是沈从文。面对沈从文和他美丽的妻子，乐黛云满腔热情慷慨陈词。后来，胡适派来的飞机停在东单广场，沈从文没有上。当然，那并不是因为乐黛云那“空洞而幼稚”的劝说。

03

留在北大，和汤一介结为伴侣

1949年1月底，北平解放。为了解放全中国，好多同学参加解放军，走进“南下工作团”，入学时的二十七名学生，只留下五位。乐黛云选择留在北大。五个月的读书生活让她热爱校园，崇尚学术。她学俄语，加入剧社，排演苏联话剧，通宵达旦地看《静静的顿河》《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北大成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时，她担任了宣传委员。也是在那时，她结识了组织委员汤一介。

汤一介是北大哲学系学生，比乐黛云高一级，他出身书香世家，父亲是北大教授、国学大师汤用彤。汤一介儒雅内敛，与乐黛云的热情奔放大相径庭。可是，北大舞台上，那个活力四射的身影，让他觉得“那么美，那么有激情，那么感动人”。不知不觉中，他爱上了乐黛云。

有一次，他们一起去南苑劳动，躺在草地上休息的当儿，汤一介揪了几根小草，看似随意地放在乐黛云胸前的工装裤口袋里。没有甜言蜜语，乐黛云的心却怦怦直跳，“他是一个含蓄的人，这几棵小草已经很感动人了，至少是以心相许的那种感觉”。就这样，在几个追求者中，她选择了汤一介。

从此，未名湖畔多了一对年轻的身影，他们一起爬山，一起去图书馆读书，爱的藤蔓逐渐蓬勃葳蕤。生活充满激情，乐黛云开始拿起笔来书写，陆续在《北京解放报》和《人民日报》发表作品。读过小说《库页岛的早晨》后，她为书评起的标题是《生活应该燃烧起火焰，而不只是冒烟》。她还把捷克作家伏契克的《绞刑架下的报告》推荐给汤一介。汤一介认真读完后，在信中热烈地表示：“烈焰转瞬即逝，但它照亮的面积更广阔。我想，就让我们走到一起吧，那是两支烈焰的汇聚！”

有爱情浇灌，乐黛云总是热情澎湃，参加活动样样突出。1950年暑假，她被选为北京学生代表，和来自全国各地的二十余名学生一起，途经苏联，到捷克参加第二届世界学生代表大会。她带着兴奋走出国门，汤一介却惴惴不安：“她俄语好，怕她跑了不回来了。”

事实证明，汤一介的担心并非多余。一个月的会议很快结束，回国前两天，乐黛云突然被秘书长召见，问她是否愿意留在全国学联驻外办事处工作，“留下来，将来可以上莫斯科大学”。考虑再三，乐黛云婉拒了，选择随团返回北大。几十年后，她回忆说：“我对此引诱一口回绝，自己也说不清是什么原因。我虽然积极参加各种革命工作，但内心深处却总是对政治怀着恐惧和疏离之情。这种内心深处的东西，平常我自己也不察觉，但在关键时刻却常常决定着我的命运。”

另一个潜在的原因，当然就是汤一介。1952年，乐黛云毕业留校，成为中文系最年轻的助教。这年9月，她与汤一介结为伴侣。

汤一介和乐黛云的结婚照

04

蒙冤二十载，北大和文学仍是生命底色

作为第一代“新型知识分子”，乐黛云怀揣梦想投身工作。在教学上，她拜文学大家王瑶先生为师，把中国现代文学史定为研究方向。比起古典文学，研究现代文学风险很大。王瑶曾劝她：“搞现代史是非常困难的，有些事还没有结论，有些貌似有定论，却还没有经过历史的检验。况且有时还会有人打上门来，说你对他的评价如何不公，他是如何如何伟大，等等，你必须随时警惕不要迁就强者，不要只顾息事宁人。”

乐黛云没有退缩，她喜欢这富有活力和挑战的学科，开始花大量时间研究鲁迅、茅盾、郭沫若等。几年后，学术研究有所斩获，她撰写的《现代中国小说发展的一个轮廓》在《文艺学习》杂志连载多期。因成绩卓著，她被授予“向科学进军”模范、“读书标兵”等荣誉。

驰骋在研究的乐园，乐黛云踌躇满志。然而，远离政治的她，无论如何都不会想到，自己会被卷入风暴。

1957年，乐黛云担任中文系教师党支部书记，满怀激情想干一番事业。当时的文科刊物非常少，而且只发表名人的文章。为了让青年教师有机会发表文章，她组织了八个人准备办一本学术刊物，并商定了两期准备发表的文章。乐黛云兴高采烈地跑去向王瑶先生汇报，却被告诫立刻停办——反右已经开始，王瑶敏锐地感知到了政治风向的变化。

刊物夭折了，想办刊物的人也没有躲过厄运，八位青年教师无一幸免，都被打成右派，罪名是图谋创办“同仁刊物”，意图不轨。作为书记、发起人，乐黛云成了“极右派”，被开除公职、开除党籍，下乡劳改。而那时，她正在家坐月子。

为了刚满月的孙子，一向洁身自好的公公汤用彤，找到学校领导，说孩子需要喂奶，请求让儿媳缓期接受劳动改造。就这样，乐黛云被允许留下来八个月。期限一到，下乡通知立刻就来了。离家那天，汤一介在黄村搞运动，乐黛云独自离开家。偶一回头，她看到公公汤用彤隔着玻璃门在向她挥手。

在北京远郊门头沟区的崇山峻岭中，乐黛云背石头，修水库，垒猪圈。由于拒不认“罪”，她不能回家探亲。痛苦中，文学拯救了她。悲伤时，她默念伏契克的话：“我爱生活，并且为它而战斗……”寂静的山里，望着头顶的云、身边的树，她会想到季羡林的散文《寂寞》，她要和季先生笔下的树一样，“忍受着北风的狂吹；忍受着白雪的凝固；忍受着寂寞的来袭，切盼着春的来临”。

文学给了乐黛云力量，她的内心变得安然自在，“每天赶着小猪，或引吭高歌，长啸于山林，或低吟浅唱，练英语、背单词于田野”。给她勇气的，还有丈夫汤一介。尽管被批评警告，给乐黛云的信，他都坚持写“乐黛云同志收”。他坚信，她没有错。

1962年底，乐黛云成为“摘帽右派”，被允许回到北京大学，恢复公职，职务是资料员。不被允许上讲台，乐黛云的心情难免郁闷。一个深夜，公公汤用彤和她聊天时说道：“你知道‘沉潜’二字的意思吗？沉，就是要有厚重的积淀，真正沉到最底层；潜，就是要深藏不露，安心在不为人知的底层中发展。”

“沉潜”二字，犹如一剂良方。在资料室里，乐黛云“躲进小楼成一统”，在文学中汲取营养。

可是紧接着，更大的灾难来临了。这一次，汤一介也没能躲过。他被审查，关在哲学楼里，夜里十一二点才能出来。那些日子，乐黛云白天干活，晚上就坐在哲学楼的台阶上等他。两三个月，她风雨无阻。最险恶的日子，他们始终“生死与共，互相信赖”，“没有一次想到过死”。

1969年，汤一介和乐黛云带着儿子到江西鲤鱼洲接受劳动改造。在这片荒凉的土地上，他们种稻、种菜，自己盖房。因为要把泥做成砖，乐黛云的腿整天泡在水里头，由此落下了病根。

二十年过去了。经历种种磨难后，乐黛云更加坚信一点，那就是：“文学不只是可有可无的个人消遣品，不只是逃避个人忧患的避难所，不只是驰骋个人想象的跑马场，更不只是单纯的谋生手段，而是对重构人类精神世界，再造人类精神文明，负有重大历史使命的责任承担者，特别是对于选择了文学作为终身职业的人来说，更是如此。”

乐黛云

05

最能产生思想的地方，是家里的那张桌子

1978年，乐黛云刚刚被改正，就被王瑶先生选为助手。由于王瑶年事已高，她负责了大部分的教学和沟通工作。那一届现代文学专业招收的研究生中，有后来成为文学研究大师的钱理群。那时，政治环境尚不明朗，每当“胡思乱想”“惶惶不安”时，钱理群就向乐黛云求助。而乐黛云总是毫不犹豫鼓励他“独立思考”，促使他向学术研究跨出了第一步，最终在现代文学研究领域“找到了自己”。

也是那一年，北京大学招收了第一批欧美留学生。乐黛云能讲英文，又一向“胆大”，被派去给留学生开设现代文学课。尽管当时规定是讲鲁迅的文章和浩然的《金光大道》，但她还是讲了老舍、巴金、曹禺等“资产阶级作家”的作品。

为了让学生深刻理解这些作品，乐黛云下功夫研究西方文学在中国的传播，之后惊奇地发现，王国维、鲁迅、茅盾等大家都曾在思想上受到尼采的影响。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1981年，她写了《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一文，发表在《北京大学学报》上。东西方两种文化搭在一起，机缘巧合，乐黛云由此一脚踏进了比较文学的大门。

这篇文章引起了学术界的强烈反响，也引起了班上的留学生薇娜·舒衡哲的关注。舒衡哲是一位年轻的历史学家，当时是美国威斯理安大学的副教授，在她的推荐下，哈佛燕京学社向乐黛云发出了进修一年的邀请。

知天命之年，乐黛云赴美留学。临行前，最早提出过比较文学想法的杨周翰教授对她说：“研究外国文学的人一定要有中国人的灵魂，要用中国人的眼光、视野和灵魂去研究，否则永远无法超越别人！”

牢记着这番话，在哈佛，乐黛云刻苦攻读，她选的所有课程，都是比较文学系的。她读得很辛苦，听不懂的，就用录音机录下来，一个字一个字弄懂。

比较文学深深吸引了乐黛云。一年期限到了，她觉得自己才刚入门。恰在此时，加州伯克利大学邀请她去做客座研究员，她决定留下来继续学习。与此同时，北大开始传出流言，说她不再回国了。

流言蜚语并非空穴来风。在美期间，乐黛云完成了英文著作《中国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并多次受邀到各国访问，影响很大。加之丈夫汤一介应邀到哈佛访学，一双儿女也来到美国读书，被猜疑在所难免。

对很多人来说，那时的大洋彼岸“到处是精金美玉，到处是奇花异卉，简直是人间乐园，天上福地”。而留下，对乐黛云来说也是唾手可得，包括美国的朋友们，也建议她办理长期签证。然而，1984年夏天，在人生转折的关键时刻，她回来了。后来，她对同事说：“我最能产生思想、最能写作的地方，就是自己家里的那间书房，那张桌子和那把椅子。正如鱼儿总要回到赋予它生命的源头，我只能从这里再出发，再向前！”

回国后，乐黛云想搞比较文学，可是北大中文系很难接受，有人说她“中国文学不通，外国文学半拉子，所以搞比较文学”。乐黛云却始终怀揣热情和坚定，当深圳大学向她发出邀约时，她欣然前往。

1985年，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在深圳大学成立，季羡林任名誉会长，杨周翰任会长，乐黛云则承担了“马前卒”的具体工作。把老先生们团结在比较文学周围，她笑言自己是“拉大旗作虎皮”。学会组建第一届比较文学讲习班时，有超过二百名青年教师参与。后来，他们被称为中国比较文学领域的“黄埔一期”。

不久，教育部正式批准设立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乐黛云担任所长。

重返北大讲台，乐黛云成了校园里的“偶像老师”。她旁征博引、激情昂扬，文学课堂独有的魅力吸引着莘莘学子。因为听课的学生太多，连窗台上都坐满了人，不得不把教室搬到可以容纳八百人的大礼堂。她全身心投入，学术专著也随之诞生。1987年，乐黛云的《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出版时，季羡林亲自为其作序，并称这本书为“及时好雨”。在序言中，他如此赞誉：“作者以开辟者的姿态，筚路蓝缕，谈到了许多问题，发表了很多精辟的见解，给人以很多的启发，让人如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如入宝山，不知道捡哪一块宝石为好。”

在国内比较文学研究沉寂多年后，乐黛云开风气之先，成为这一领域的拓荒者。

学科建设完成后，乐黛云培养出了大批比较文学研究人才。站在世界各国的讲台上，她自信地讲述着美好的中国文学。在她的引领下，比较文学的星火已燎原，中国终于成为世界比较文学第三阶段的主导力量。

从青春到白发，乐黛云庆幸她选择了文学，选择了北大，选择了汤一介。

2014年，汤一介永远离开了她。那天，乐黛云穿着黑色套装，坐着轮椅告别挚爱。起居室的墙上，挂着汤一介的大照片，在“老汤”的注视下，她笔耕不辍，著作等身。

十年之后的2024年，乐黛云离开了这个世界。愿两位先生在别处相逢，青春仍在，热情依旧，重新燃烧起生命的火焰，感召一代代年轻学子永远保持对世界的真诚与关心，对生命的乐观与坚韧。